20世纪的最后30年见证了殖民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的决裂。本章将对经济、防务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革命进行回顾。这些革命改变了这个小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动摇了政治形势并促使其进入新的格局，而且还严重地扰乱了殖民社会。
新西兰人发现他们自己因鱼缸换水而气喘吁吁，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连续的打击并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并非不可避免——政府推翻了曾经是他们显著特征的那些制度。似乎在一夜之间，每个人都生活在了另一个国度之中。
在萧条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感受到了“非殖民化的创伤”，对他们来说，大不列颠认同与忠诚曾经是重要的。假如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又没有在公众机构供职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这种创伤的折磨；而且，在1973年，生育高峰期后期出生的人们尚在学校之中。
从启示论的角度来看，英国转向欧洲是与抛弃大洋洲殖民地的思想相重叠的。以弥漫着阳刚之气的体育和政治领域中同伴之谊的语言来说，不仅游戏规则，而且游戏本身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团队不再需要工人和农场主（程度更轻微一些），特别是养羊的农场主。世界经济结构已经从农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转变为战后对服务行业的强调。技术的变化创造出新的职业，并使老式的、不需要技能的工作过时了。
适合于工人阶级的传统工作消失了，这产生了男性就业水平低的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契约就没有地位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西兰用一系列崭新的试验——它们由受到反文化和学生激进主义影响的领导人设计——来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新型的、朝气蓬勃的领导人接受了全球化。全球化可以定义为“整个世界经济中各种联系不断深化和变化的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延伸。此处的重心是经济整合而非重新焕发活力的文化联系，那将在第十章得到讨论。
三件让人不安的事件标志着因英国的拥抱而带来的“黄金季节的终结”，并预示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将导致一系列极端的反应。对一个已经满足于向英国餐桌提供食品的民族来说，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具有象征意义。另一个事件就是固定汇率被普遍抛弃，在此之后，新西兰元和一篮子货币“挂起钩来”。当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组成垄断集团并大幅度地提高价格时，第一次“石油危机”便造成了第三次剧烈的变化。尽管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出现了第二次）事实上并不持久，但它却导致了收支平衡的剧烈动荡，造成了全国情绪的低落。
与此同时，警钟不断敲响：新西兰的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平已经滑落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平均水平之下。正如该世纪早期健康统计数据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一个全球性的排行榜中不光彩的位置是与自然的丰饶这样一种民族自我形象相冲突的。随着全球对新西兰初级产品需求的减少，到1980年，它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5名滑落到第19名。
尤其让人烦恼的是其实际平均收入相对于澳大利亚的下降。让经济灾难更为深重的是，失业率的不断上涨与高通胀——它在1976年飞升至百分之十八——罕见的并存让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困惑不已。像大部分国家一样，新西兰不得不调整其经济，并试图控制海外债务。这个国家痛苦地从英国的农场变身为太平洋地区及之外——特别是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商。
实际上，如果说这一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尚没有被纳入到民族类型和神话之中的话，那它却已经固定了下来。输往英国、澳大利亚和其它地方的出口产品比例的潜在趋势表明，自二战以来，出口市场和产品多元化一直在稳步前进。20世纪下半叶期间，作为新西兰主要贸易伙伴的英国日渐衰退的这一潜在趋势十分惹人注目。1973年前后，变化的速度短暂地加快，但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剩余的时间及20世纪80年代里便慢了下来，这表明一个长期的进程在发挥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自治领制度的终结以及对英国再次依附的终结，1973年成为民族生活关键时刻的标志。对这一变化的“误诊”——因短视而没有将这一变化视为国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致使后来的政府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了下去。然而，用以支撑这种观点的经济证据，却并不支持这种诠释。
常识表明，1973年以及1984年（在第四届工党政府领导下立即进行全球化的年度）是新西兰历史中的主要转折点。这两年都是出现戏剧性变化的时刻。在当时，全球和区域压力让国内政治陷入混乱之中。而且，这两年都暴露出了如何处置面积和偏远的潜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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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经历了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这与中欧不无相同之处。新西兰提供了更为极端的例子，因为它的改革更为迅速，而且范围也更广。此外，新西兰的改革发生在通常与“大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年代之后。因此，必须考察从管制转向放松管制的倾向，并留心：导致某种政策变化后果的并非是诊断，而是观念的政治进程、领导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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