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诺曼·科克英年早逝前，在世界上表达道德呼声成为了他领导下的工党政府的特点。正如一首青年流行歌曲对他的亲切称呼一样，“大罗姆”以前是一名火车司机，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复兴了工党的传统，即，独立的、有意识体现理想主义的“道义”外交政策。
随着冷战和越战的结束，他建立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通过在世界舞台上阔步前进，他同样也解决了嬉皮士那代人让人讨厌的“文化盲从”问题，并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科克与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的青年革命拥护者非常投缘。
他将国家的狭小和偏远当成一种机会，一个在小国和新西兰对其不构成威胁的超级大国间进行斡旋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彼得·弗雷泽在联合国的所为一样。进步青年为科克政府在南太平洋推动无核化区域而感到高兴。1973年，一艘海军护卫舰搭载着一位内阁部长和一名“国家辐射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启航前往穆鲁罗亚环礁，去见证和监听法国的核试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将法国告上了国际法院。
从哲学的角度看，对核试验的反对与环保运动的兴起是结合在一起的。南岛国家世界遗产公园建立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们的童年时期（峡湾和库克山在1953年建立）。随着更多的家庭坐车旅行和旅行度假，当他们呆在旅行车停车场或汽车旅馆时，他们对山水的民族情感增强了。交通的发展，例如从瓦纳卡通往韦斯特兰并经过哈斯特关的道路的竣工，助长了这种趋势。无需付费导游而“自由行走”于米佛步道是在1964年才出现的。
但是，这些景色优美的奇迹和度假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在这里学会了探险——受到了怎样的保护？许多将来的风景遗产保存了下来纯属幸运。当各个家庭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度后，对不考虑风景和保护价值的树木砍伐、矿藏开发以及猖獗的发展的担忧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拯救玛纳普里”运动标志着公众态度从拓殖土地向保护自然资源的转变。
从1960年起，历届政府都批准了与“科马尔科”——当时的一家英国一澳大利亚联合企业——的一项协议，从“峡湾国家公园”的玛纳普里湖向一座炼铝厂提供廉价的电力。最初的提议要求将湖面提高30米，而这将淹没湖里的大多数岛屿，并破坏邻近的蒂阿瑙湖。
抗议运动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即：保护还是发展、国内还是国外资金、跨国公司对主权的威胁、国家的角色、支持新西兰文化的价值标准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众压力解决了调查委员会不能解决的问题：1970年，由“皇家森林和鸟类保护协会”组织、得到265000人签字的请愿便做出了明确的陈述。经济相互依存
然而，对环境的关注尚没有延伸到置疑第三轮草场革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成为牧场的山区被从空中施洒以从瑙鲁开采的磷肥，而没有考虑其对每一个地区的影响。新西兰飞行员作为空中施肥的先驱而征服了崎岖山区的最后边疆。
使用放射性钴的研究同样揭露出土壤中钴的缺乏。用钻进行空中施撒将草场革命扩展到了北岛中部的浮石地区，并克服了绵羊的“丛林病”问题。一旦空中运输模式开始出现，新型技术就反映了新型的相互依存。随着飞机在山区农业中的使用，绵羊的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一位有远见的教师和作家H.C.D.萨默塞特引用一位农场主——他对这种“新型拓荒”和“新型农业”对土地尚不可知的影响表示了担忧——的话说：“就我们所知道，即便我们尽力施肥，我们对它的利用也可能正在超出其所能够承受的限度”。掌握科学的农场主正在准备转变为环境保护论者。
飞机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则在全世界巩固了各种联系，并构筑起新的纽带。到1970年，空中旅行的成本降低到海上旅行成本的水平之上，结果，冒险家离家远行不再至少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全部买下“塔斯曼帝国航空有限公司”下属“澳洲航空”的股权后，发动机震耳欲聋的喷气式飞机开始投入运营。
战争期间，这家公司在联合王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政府监管下开始使用英国飞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选择在国际范围内飞行的本民族运输机来处理安全和地理位置偏远的问题。1965年，“新西兰航空公司”作为国家航空公司而出现，它使用的是美国道格拉斯飞机。1973年前，它将自己的抱负局限在塔斯曼航线和太平洋，并飞往洛杉矶、香港和新加坡。
在经济方面，这个国家继续忠诚于昔日的英联邦俱乐部，因为那提供了外部稳定的最佳保障。第二次时间大战之后，英联邦经济网络组成了牢固的英镑区。由于血缘纽带，成为一个家庭并不总是让人感到舒服，但“信任却让其得到润滑”。尽管美国无疑是强大的，而且越来越如此，但与防务方面不同，它在贸易方面并不是朋友。即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离开了英镑区，它们仍然必需克服美国的农业保护主义，而这是不可能的。
与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衰落相一致，英镑区不可避免地开始分崩离析。尽管一直到1967年新西兰都还保持着肉类和奶制品免税，战时的大宗采购协定却在1954年就结束了。世界经济权力基地的此种变化迫使（新西兰）重新安排其与英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关系。当人们的口味发生变化而不再喜欢黄油、奶酪以及冻羊羔的躯体和羊肉时，这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新西兰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要比澳大利亚艰难得多，澳大利亚可以通过开采各种矿石来实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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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羊毛价格的突然增长最初掩盖了即将来临的困难，同时也导致输往英国出口产品比例的下跌，因为羊毛比乳脂更容易找到新的市场。高昂的羊毛价格也推动了牧场革命和通过空中施肥而实现的环境“过度扩展”。经济史学家认为，在1966年至1967年的交易季节期间，当羊毛价格迅速下跌而1952年建立的“羊毛委员会”又购买了拍卖羊毛的百分之八十多的时候，战后羊毛销售的繁荣结束了。
在许多方面，1967年确实预示着繁荣岁月的结束。在面临又一场收支危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以削减预算这种传统的“收放”方式来进行回应。1967年，应教育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六点钟饮用”校园奶不再实行了，而且“十点钟饮用”校园奶也不再实行。
对讨厌喝热牛奶的学童来说，那是一种解脱。更让人紧张的（对成人而言，更是如此）是帝国度量衡转变为十进制和十进制算术。可爱的英国体系，即英镑、英尺、英里以及杆都被宣布作废了，而盛行的则是公尺、公顷以及公里。
更加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1967年，英镑、先令和便士作废了，而十进制货币则盛行起来，这体现了美国上升到全球性的金融支配地位。1966年，澳大利亚采取十进制货币的决定证明是脱离与英国联系的催化剂。而且，新元的概念颇受公众的欢迎。民主进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新西兰硬币。民粹主义的所有特点都汇聚于其中：库克船长的“努力号”横渡5C分的硬币；民族的非正式象征鹬鸵栩栩如生地刻在20分的硬币之上，其背景则是蕨类植物；同时，凤尾竹则卷曲在1分硬币的四周。
四翅槐树装饰着2分的硬币，大蜥蜗装则饰着5分硬币，10分硬币上的提基神像则是对昔日先令上受人欢迎的毛利武士的一种让人满意的替代。除大蜥蝎之外，所有这些形象都有着市场营销的渊源：毛利主题、现役军人墓上银色蕨类植物、全黑队和运动衫以及黄油包装材料，而大蜥蜗则和古老的冈瓦纳古陆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符号都暗示了与环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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