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男人们的渴求开始为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体现出来。1953年5月，作为英国探险队的的一员，他和夏尔巴人坦京·诺盖（一起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并立即获得了爵士的头衔。这一切铸就了他作为最伟大的新西兰英雄的地位。他恰好在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之前获得成功，这给人们留下了他既是为了女王也是为了新西兰而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印象。
埃德·希拉里概括地体现了新西兰文化中颂扬的男性品质，他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受宠爱的偶像，并被绘上了5元的纸币。希拉里是一位帝国的英雄和开辟者，他是首位也是最优秀的一位；他说话简洁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一位粗犷的绅士，喜欢冒险但却讲求实际，在攀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居家男人。他大步穿越于山水之间，征服了从最高峰到南极的所有事物。
比较起来，女王（在撰写此书之际，她被印上20元的纸币而受到纪念）在1953年至1954年的夏天作为首位在位君主而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女王的游历增强了爱国主义，而1953年圣诞节女王的在场安慰了受到自然灾难震动的社会。
圣诞前夜，在北岛的邓基卫，当来自火山高原的火山泥流冲走了一座铁路桥时，151人遇难。过了一会儿，从奥克兰开往惠灵顿的特快列车满载着为圣诞假期所限制的旅行者，坠入了下面涨了水的河流之中。年轻的女王母亲般地监护着这个国家。为了展示这个国家儿童的健康.在公众的坚持之下，一车车学生到场欢迎她。
尽管而且或许就是因为最受人喜欢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形象，焦虑加深了：青少年未曾遭受过战时约束之苦，而且，作为消费主义的后果，他们正在变得难以控制。20世纪50年代，青年文化引起了道德恐慌，一种对政府出资援建的郊区新私有房屋中青少年性行为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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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踪报纸上猥亵的评论，“儿童及青少年道德错失特别委员会”1954年碰头进行质询，以调查惠灵顿和奥克兰郊区青年的行为。包括一所知名男校的校长、“全国妇女委员会”代表和“天主教妇女同盟”代表在内的名人委员会指责职业妇女和“性生活过度的”女孩子在奶品点心铺以及河堤上的“卖弄风情”（。难怪青少年的犯罪率在20年中都保持不变。
委员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20世纪50年代预兆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青少年将起来造反：“代沟正在出现。委员会成员和一些目击者为可口可乐、摩托车以及穿牛仔裤的女孩感到担心”。由于青年人思想和行事的不同，新西兰文化中什么最佳的概念开始受到考验。
直道20世纪70年代，教育青年罪犯的弟弟妹妹—在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使得公共资源捉襟见肘。小学搭起了（而且也忍受着）预制的教室，以应付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青少年留在学校之中，中学的入学人数在1945年至1959年间增长了一倍。高等教育在技术学院和大学中迅速增长。
1961年，新西兰大学这一由省属学院组成的联合大学分裂成为了不同的大学。1964年，两所新大学——马西大学和怀卡托大学——成立；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大学分阶段迁入了为工科和理科提供更多空间的城郊新校区。即便是在这个小社会中，一个青年革命、嬉皮士鲜花力量和抗议的时代也即将到来。由于全球性的影响，反叛“符合潮流”。
对母亲们来说，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并非是避孕药丸（1962年引入）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和社会对她们的看法，从而解除了道德准则：避孕药丸仅仅是突破了节育类型使用中的阶级壁垒，并使得避孕更为可靠。妇女较过去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少，而且也更为长寿。这种人生历程的变化为已婚妇女留出了进入有偿工作的空间，而一旦她们的孩子开始上学，经济也需要她们。
到1966年，几乎百分之二十的已婚白人妇女进入了雇佣劳动大军的行列，这与1945年的不到百分之八形成了对比，她们可以从事的工作范围狭窄，常常是一些非全日制的工作，这样，她们也能够继续做家庭主妇。公共机构专门寻求吸引有技能的妇女成为固定的教师，以缓解向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提供教师的压力。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医院护士相对短缺的局面都一直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倡导专心家务的同时，政府又带头促进已婚妇女从事有偿劳动。从1960年起，公共机构开始实行同工同酬。私营部门则又滞后了12年，直至1972年“同工同酬法案”的生效。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蹒跚而行的强制仲裁制度——它为熟练男性工人确立了最高的工资率——为同工同酬的主张获得进展提供了机会。
1967年，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酒吧女服务员最终被允许回答酒店吧台后面，并且，六点钟打烊的做法也结束了。许可证法的放松让酒馆得以开放至晚上十点这一值得尊重的就寝时间。但是，在1971年，奥克兰、惠灵顿和克赖斯特彻奇首先发生了新-波愤怒青年女权主义者发起的“酒馆解放”，她们要求在公共酒馆饮酒——而且是饮用比那些接受妇女的高级酒吧便宜的酒水——的权利。
对饮酒平等权的要求与第一波女权运动的节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突然登上舞台。妇女们抗议自己像被判刑一样地被束缚在家务之上，她们将家务视为约束性的。作为典型的嬉皮士反文化，妇女解放论者故意挑战既定制度和社会规范。
1972年3月，来访的知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瑞尔因在市政厅的公开演说中使用“胡说”一词而在奥克兰被逮捕。通过游行、剧院和公开抗议，妇女解放论者为法律改革——特别是关于非法流产和同工同酬——而战斗。
20世纪晚期的女权运动是从国际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中成长起来的，它特别利用了美国的影响。在生育高峰期出生且受过教育的都市青年是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性别歧视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为和平、环境以及包括性别角色在内的革命而参加运动。
当青年女大学生发现性别歧视存在于和平与公民权运动中时，她们感到蒙受了屈辱。在这些运动中，青年男人在为解放被压迫者而战的同时，却希望他们的同龄人泡茶，并提供性安慰。对二等地位的此种切身经历让妇女解放论者下定决心要将各地妇女从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社会中解放出来。
反越战抗议揭示了政治中的阶级划分正在经历重新组合，因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长大成人并加入到进步的“新左派”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热衷于结束保守势力的统治。和平抗议者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运动——它寻求从冷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以各种问题为基础的抗议浪潮预示着一种新政治的到来，这种新政治拒绝保守的社会规范和偏见，并拥抱新的、更加具有流动性的认同。从局部看，越战标志着外交事务上的一致的结束，它分裂了这个国家。受工党反越战立场的吸引，有教养的青年专业人士汇聚到工党而非国民党中。
与此同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正在准备从东南亚脱身。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完成了它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撤离工作，而美国则退却到菲律宾和冲绳岛，并将一股残余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在了新加坡。在这种大国退却的背景之下，到1971年晚期，新西兰便从越南撤离了出来，但却留下了两个训练小组，随后上台的工党政府将它们召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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