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西兰对太平洋岛民施加了影响，岛民也影响到了新西兰人对他们自身的认识。知识分子——从经济学家到诗人和艺术家——开始坚持太平洋认同。1959年，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观点出现在在民族历史学家基思·辛克莱——他出生于奥克兰，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典之作《新西兰史》中并非偶然。辛克莱将新西兰定位在太平洋及新世界中。
他反对英国特性，他认为英国特性是南岛殖民神话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对手则嘲弄说，左翼的辛克莱流派将新西兰描绘为“长粉红云”。白种人一毛利人的关系，而非太平洋岛民，也非亚洲，更非妇女，在辛克莱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和乡村间新型的相互依存将毛利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放了显著位置。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人口恢复和土地太少而不足以养活青年人这一状况的推动之下，毛利人为寻找工作而进行的迁徙增多了。与此同时，战后长期的繁荣也需要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毛利人“无声的迁徙”，从而引起了毛利人对工作和更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1945年至1976年间，毛利人口从主要生活在农村（百分之七十四）转变为居住在城镇（百分之七十七）。对毛利人和白种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剧烈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过着不同的生活。于是，战后的新西兰经历了又一轮的文化碰撞。
在殖民神话中，殖民城镇曾经代表着荒野的文明。战后向城市和郊区的搬迁延伸了这一进程。例如，在1950年克赖斯特彻奇建城百年之前，在其城镇中心很少见到毛利人的面孔。在奥克兰，部族的定居点被湮没在绵延的郊区之中。白种人决策者将传统的寨子视为地理景观上的污点。
“现代”毛利人必须成为城市人和郊区居民，其途径便是搬迁到20世纪贫民窟的镜像——郊区。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组成的“毛利妇女福利同盟”在1964年成功地将《寨子的洗濯日》这一小册子从学校中撤出，因为其对毛利人生活进行了前现代的描绘。
作为对人口迅速变化的回应，“融合”取代“同化”而成为首选的种族关系政策。对世纪早期的纳塔来说，毛利人属于新西兰乡村，归属于他们部族的领土。他的解决办法是将殖民契约延伸及毛利人，允许他们耕种和开发他们自己的土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毛利青年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时期的各种努力，要么服役，要么进行生产；对许多人来说，这要求搬迁到城市。战后，这一迁徙受到了高度的协调。从充分就业的观点来看，国家将毛利青年视为“工业劳动力的储备”，他们应该从“没有经济收益的”区域迁徙到城镇。当时有两千
多个职位空缺。1960年至1967年间，当成本得到削减时，官方的迁徙计划为准备搬迁到城镇中心的家庭提供了资助。毛利妇女为廉价的膳食费用和优厚的报酬所吸引而进人酒店和医院，并进人教学和护理行业，而这些都被看作是对将来的妻子和母亲合乎时宜的训练。青年人大多来自于北岛东部海岸，他们为接受行业训练而迁徙到克赖斯特彻奇。1961年至1967年间迁徙的差不多2700名青年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都是作为学徒而迁居到克赖斯特彻奇。
1960年的“胡恩报告”（1961年公布）建议毛利人采取“现代的生活方式”。它制订了“融合”的目标：“将毛利人和白种人的要素相结合（而非熔合）以组成一个国家，其中毛利人的文化仍保留其特色”。这意味着“毛利文化的某种延续”。然而，批评家却将这种政策斥为另外一种名称的同化。
它假定国家的领导是一种给定的事物，而且还忽略了过去的教训，即毛利人的问题需要由毛利人自己来解决。为了“一个国家”的政策，政府到1969年终止了毛利学校体系。一些白种人的团体确实对土著文化更为感兴趣。重要的是，“融合”给予了毛利人谈判的空间，例如，为获取国家对修建城镇毛利会堂的支持。
融合和城市化的政策改变了毛利人的公民身份。从负面讲，人民因丧失土地而被连根拔起；从积极的方面讲，生活机会的迅速增多接替了20世纪初期人口的恢复。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利人经历了健康的过渡时期，它体现在生育力和死亡率的下降方面。
1901年至1961年间，毛利妇女的预期寿命增长了一倍，与白种人间的差距开始弥合。由于向城市的迁居将亲缘网络由大家族重整为核心家庭，以分开的郊区房舍为象征的家园在培养理想的毛利人和欧裔公民方面越来越重要了。“毛利妇女福利同盟”宣称自己的中心是“母亲、孩子和家”，并将拥挤而未达到标准的住房问题作为靶子，在奥克兰尤其是如此。
战后，政府培育起了由家庭理想、婚姻和家庭所构成的集体认同。分开的郊区房舍，经过修剪的屋前草坪，孩子们能够在其中玩耍更为悠闲的后院，旋转的晾衣绳，一畦菜地，给妈妈的花朵，给爸爸的小屋，开始成为一种据信是所有新西兰人都可以获得的民族生活方式的标志。
在20世纪60年代，郊区房舍和工业的分散发展导致了郊区购物中心和超级市场的出现。1958年，沃尔沃斯从澳大利亚扩展到了新西兰；在同一年，陈麟智和合伙人在奥塔拉建立了“食乐园”。在克赖斯特彻奇，海斯商场于1960年在“教堂拐角”开业.“里卡顿购物商场”则在1965年开业。
1945年至1961年，郊区随着生育高峰期（同样是国际性的）一起扩展。生育高峰期是由因萧条而推迟结婚的夫妇以及在战争期间和战争末期结婚的年轻成人所共同构成的结婚高峰造成的。到1960年，家庭规模由平均不超过两个孩子增长到四个孩子，他们先是让妇产医院人满为患，接着又使幼儿园和小学拥挤不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助长了对家用电器尤其是洗衣机的需求，以减轻清洗尿片的工作。
到1960年电视机新近抵达时，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了洗衣机和冰箱。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刺激了儿童玩具市场的发展，并迫使父亲们修建采沙坑以鼓励蹒跚学步的孩子进行创造性的玩耍。随着人们过上更加健康和长寿的生活，养育孩子的规则也随着孩子经济和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更加健康的孩子允许了儿童保育规则从“性格”向“人格”过渡，同样也从特鲁比·金博士过渡到斯波克博士。
在经历了萧条、世界大战和住房短缺之后，新近成为父母的人们热切地希望拥有一幢郊区住房和一辆小车。可是，他们却对实现梦想而欠下的债务感到焦虑。地位日渐来自于自置居所，拥有而非租用的房舍比例迅速增长至百分之七十。冷战政治和自由企业精神结合在一189起，推动了政府同意自置房舍，并向房客出售政府掌握的房舍。
国民党政府增强了用于房屋建筑的国家贷款的供款能力。从1957年起短暂当权的工党增加了廉价的住房贷款和便利，以供父母们能够将他们孩子的家庭津贴用作住房押金。拥有财产的民主理想再度涌现为防范冷战的壁垒，一种在任何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内防御手段，一个抑制共产主义和社会反常的方法。
在郊区，巴芙洛娃蛋糕体现了女性的理想，它是一种松软的蛋白酥皮蛋糕，澳大利亚也同样声称它拥有民族食品的地位。纯粹、雪白而具有女性特质的巴芙洛娃蛋糕在烤制时具有危险，需要有铸铁炉才能成功地烤制出来。它和犹如羽毛般轻的奶油布丁一道体现着女性厨师的文化价值以及她们对厨房的支配。
20世纪30年代，巴芙洛娃蛋糕从大洋洲使用常用成分（就它的情况而言，主要成分是蛋和糖，并以奶油作为辅料）烘焙美味可口食物的传统中发展起来。一个早期出版的烹饪法来自于“朗基欧拉母亲联盟”《经过尝试和试验之食谱组成的烹饪大全》，它由朗基欧拉英国国教教区的妇女在1933年萧条所导致的低沉而最为严重的时期捐献而成的。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蛋类和农产品丰富的年代，而官方的营销，即“所有的食物加上奶油品味道更好”，让其得到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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