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后，《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保守的马尔登政府具有积极意义的主要遗产而熠熠生辉。双向贸易扩大了百分之五百。悄无声息地达成的这个协定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并得到了空前统一的劳动市场的帮助。资本市场的情形也一样。
澳大利亚成为了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西兰则是澳大利亚的第五大市场，而且重要的是，它还是澳大利亚商业的第一个出口市场。在经济方面，两国迅速地一体化，而其方式会让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领导人大吃一惊。
任何一次购物之行都展示了这一点；在两个国家里，无论是买服装、家具还是食品，使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到21世纪初，两个经济体一体化及团结的程度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新西兰和新南威尔士的经济前进步伐都彼此一致。
结果，“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被作为世界上最全面、有效和相互兼容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受到称赞。这和任何仅仅将马尔登时代与大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分析都是相悖的。“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通常不是和马尔登主义——它是管制的同义词，是对民主与独裁嘲讽性地滥用——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却是和马尔登主义一脉相承的。
继马尔登主义之后，与经济自由化试验联系在一起的一揽子观念、领导人和制度最终以“罗杰经济学”而为人们所知。各项改革被冠以第四届工党政府——它在1984年7月的临时选举中重新执政-—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的名字。热衷于结束保守秩序统治的新一代决策者组成了“新西兰历史上大概最激进的政府”；它也是教养程度最高的一届政府，其中，律师占据了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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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部长才三十多岁，而且，领导阶层也才四十出头。新首相戴维·兰格是一位“复杂而有才华的人”，他喜欢印度和开心游乐场，他以其睿智、俏皮话和人文精神而让公众感到欣喜。兰格在许多人的辅助下进行运作，而他的忠实追随者、在政府出资援建的私有房屋中长大成人的道格拉斯在意识形态方面却是热情而毫不妥协的。摆脱了马尔登，新政府活力四射，而人们也对它寄托了极大的希望。
危机的氛围为兰格内阁发起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机会。宽泛地讲，罗杰经济学的改革家们相信，“偷工减料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需要被当作“紧急事项”来“大力调整”。更为迫切的是，在临时选举前后，新西兰维系新元的费用高昂。
持续危机的形像来自于马尔登本人，他在电视上用含糊不清的讲话（似乎喝多了）来宣布选举；在选举后，他又不顾即将上台之政府的建议，拒绝新元贬值。这违背了宪法的传统。因此，货币危机产生了宪法危机，从而强化了这样一些信念：他轻率地将国家抛入到了经济混乱之中。
贬值危机及其对这个国家政治稳定声誉的威胁为即将采取的改革形式提供了理由，但却没有决定其形式。罗杰经济学革命的长期性理由包括：经济成就相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下滑，大规模的收支逆差，猖獗的通货膨胀，昂贵的超级计划，过度的管制，“好高骛远的项目”，以及总体上对不断变化之现实的不适应。
据说团体政治已经为据悉正毒害着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诸如进口和资本控制、强大的工会、庞大的国营部门以及进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所感染。新自由派的改革家指出，由于马尔登的不妥协，新西兰仍然没有适应英国对帝国的抛弃；并且，新西兰必须立即赶上世界其余地区。解救方法在于自由市场。
罗杰经济学曾被比作“闪电战”，因为改革进行得如此迅速和广泛，并不乏十字军式的热诚。兰格的内阁为危机感和他们“大胆”的政策方向所团结起来，他们吟唱着这样一个座右铭：“我们将做正确的事”。20年之后，那届内阁中的部长坚持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这引起了哲学方面的问题，因为，假定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暗示了对正确性的确信：存在着正确的道路和错误的道路；不赞同你的人是错误的，以当代的宣传标语来说就是“别无选择”。然而，正如澳大利亚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总是存在着选择。
为寻求变化，内阁、财政部和储备银行中核心层的改革家推翻了国家发展的澳大利亚模式——而这一模式是他们的先辈为应对90年前相似的全球力量而创造出来的——并代之以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部和储备银行的顾问们已经做出的思考。
在经过“长期的离经叛道”后，改革家们决心让国家回复到这种正统观念上来，并举出了从旨在保护黄油的1908年“人造黄油法案”到马尔登对“经济稳定法案”的利用等的荒唐。而且，改革家们有意让革命不可逆转。这种对历史的拒绝成为了“历史的终结”在地方之表现的标志。自由市场的思想忍受不了一组源自历史的“国家试验”的竞争。
相反，一组新的试验将以真正的开拓精神来取代它们的位置，并且，劳动者的乐园将退出历史舞台，作为昔日的妥协，防止市场沉浮的社会保护遭到了遗弃。开拓性的传统所需要的不亚于此。
尽管工党成员和公众都知道变化是必要的；但拟议中的变化方式却引起了负责有关国会事务的工党与内阁的思想斗争。一些人认为，“变化成为了目的而非手段”。对道格拉斯来说，他并不希望去咨询其核心圈子之外的人士，因为他相信那种咨询将阻碍他目标的实现。他在财政部的顾问也具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因为政府就“提议中的经济改革是否代表着前进的恰当道路”缺乏一致。
综合性的改革方案接受了全球化。信徒们可以将罗杰经济学作为又一个“新西兰试验”，甚至是“伟大的试验”而加以兜售，因为向自由主义的转向是如此的激烈和突然。由于新西兰面积狭小而与世隔绝，它便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想的现场试验。此外，20世纪晚期，能够通过各项改革的议会仅有一院，这让试验条件更为有利。
连续性并非仅仅停留在言辞之上；大洋洲的民主社会试验室再次创造出了进步的自由“国家试验”大厦来控制全球性力量。只是新类型的国家试验急切而毫无顾忌地接受了全球化，并抛弃了老式的试验。与它们相联系（无论多么短暂）的传统偶像和集体记忆则被纳入不正常的、过时而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范畴。
市场的代表并非工人，而是消费者。他们被给予了大量可供选择的诱人商品，这包括：中国制作的服装、日本生产的汽车。工人成为了可供交换的商品。金融资本超过了工业资本，权力转移到能够获得国际融资的人们和机构手中。债务应该赋予权力而不是带来羞耻的观念表明了价值观念的变化。结构调整与全球联系的变化直接相关。失业以及经济结构由工业向服务和信息技术的转变同样有助于解决昔日的妥协。自此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努力让经济暴露在外部的冲击之中，以便使它更加具有适应能力和活力。
因此，从1984年起，新西兰经历了“理论驱动的革命”，它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右派哲学，其中包括（但却不限于）弥尔顿·弗里 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公共抉择和代理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颇具策略地安置在内阁、财政部和储备银行的一小群个体精英引入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得到了200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的支持。
在这个圈子内，道格拉斯先与财政部一起工作，之后才将各种思想传达给他的财政部副部长、律师理查德·普瑞贝尔和戴维·凯吉尔，接着才向兰格和他的副手杰弗里·帕默传达。然后，这个团体再说服内阁。核心集团的领袖们及他们的朋友们都曾是美国的毕业生。他们为自己奇特国家的狭小和狭隘而局促不安，他们回到国内，渴望将新西兰拉进到全球村中。
然而，当地的情况使得新西兰人经历的变化较其他地方更加迅捷、广泛，也更接近于理论上的纯洁性。最初的经济改革引入了金融自由化。继澳大利亚之后，新西兰实行汇率浮动，解除了对银行业的管制，并废除了兑换与价格控制。
它拆除了贸易壁垒，取消进口许可，而农民则突然面临农业补贴的取消。它以通货膨胀为对象，让储备银行负责将通胀率维持在零到百分之二之间，而这成为1989年“储备银行法案”的要求（从1996年起，上限为百分之三）。
接着实行了税收改革，以便扩大课税基础：在两年之中（在1986年），工党对所有国内开支（除金融服务外）征收百分之十的货物与服务税，之后，在1989年，又将其提高至百分之十二点五。边际所得税税率降低了：到1988年，最高税率从百分之六十六下滑到百分之三十三。政府对国家退休金也征收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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