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获取完全公民权和毛利人对毛利事务的领导权的驱动力促使“毛利战时努力组织”在1942年成立，它被安排进入协调全国范围内征兵、食品生产和劳动的部族委员会。在一些地区，如果没有该委员会的帮助，冷冻工作和奶制品工厂就无法运作。一旦毛利营的军官回到国内，他们的经历和希望再加上“毛利战时努力组织”的成功促使人们想象：该组织将如何能够演变成为在部族领导之下进行战后重建的和平机构。然而，事实表明，在战争期间运行如此有效的毛利自治仅仅在这个时期才是如此。
战争也为妇女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冒险，但它几乎没有改变宣称妇女的位置在家中的性别限定。与1914年的情况一样，妇女们自愿从事各种爱国工作，从事针织，为军人打包裹，加入急救队，充当司机。75000多名妇女报名参加了“妇女战时服役后备人员”，该组织由爱格妮思·班尼特博士和珍妮特·弗雷泽建立，目的是为了对“从事战争工作的少女”进行协调和指导。
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食品生产：志愿者们照管着家庭园地中一行行的蔬菜；在公园和校园周围，她们为草坪松土。2700名“种地姑娘”在农场中工作，这让妇女们从事的农业工作显而易见。太平洋战争最终促使当局同意妇女穿上军装进行服役。从1942年起，武装部队的女性后备人员超过了1万人战争同样要求女性劳动力数量的短期增长。
事实上，在新加坡失陷之后，妇女们受到征募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年幼小孩的妇女步入了食品和服装制造行业、医院、政府机构、银行、邮电、铁路与电车等领域。她们充当文书助理和电车女郎，并大胆地穿起了长裤。然而，长裤并不表示受到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瓦解：妇女在获取报酬的劳动力中的出现是暂时的，而且处于依附地位。
长裤是战时取代长袜的节约措施；女学生穿的短袜也是如此。随着服装改造和回收利用以及无蛋薄饼食谱的流行，萧条时期“凑合着用”的风气达到了新的高度。战时定量配给恢复了对节俭的强调。从1939年至1950年，除了两次短暂的中断外，新西兰对汽油实行了定量配给。
纸张、陨铁、酒、婴儿车和除草机、瓷器、丝、罐装食品以及毛线都消失了，毛线的消失促使人们能够巧妙地使用缝纫机；在厨房中，自己准备食物则受到鼓励。同时，各种物品的短缺赋予了家庭储存更多的含义。
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进攻导致人们惊慌地购买食糖和茶叶，从1942年起，它们便和黄油一道被当作日用必需品而进行定量配给；卫生部的首位营养学家穆里尔·贝尔博士就如何制作野玫瑰果糖浆来向家人提供维生素C向母亲们提出了建议。当肉类和罐装蔬菜被定量供应给太平洋中的美国军队之际，黄油则被运送到英国，而且直到1950年，它都继续受到限制。
美国水兵改变了饮食习惯。从1943年起，他们的大量存在产生了一个新的市场，一个牛奶，特别是奶昔、可口可乐、牛排、汉堡包和蔬菜的市场。美国军队、英国市场及学校牛奶计划等的需求所产生的三重影响导致了1943年至1944年的牛奶调查，调查表明：当地饮用的、数量可怜的奶没有经过与出口奶制品一样的检查，它们有可能是劣质奶。在克赖斯特彻奇（不同于奥克兰），多数牛奶都没有经过巴氏杀菌法处理。
同样，美国人也让女性们春心荡漾，他们身着雅致的军服，洋溢着好莱坞式的浪漫。水兵们能够得到各种奢侈物品、名牌香烟、丝袜和巧克力。他们送礼物，送鲜花，他们和女人们聊天、享受着她们的陪伴。在最适合于婚配的男人们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他们乘虚而入。从他们驻扎地的新西兰人和男性竞争者的观点来看，美国佬“薪水太高，性事过多、在这里的人太多”，他们是一些篡夺者，是当地男人的威胁。不过，在年轻女性中，美国人的存在促使女性理念发生了变化，它由高贵优雅转变为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性感和性诱惑。在魅力四射而又富于冒险的阶段，拥有一名美国男朋友既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外交关系明显受到美国人存在的考验。1944年，历史学家F.L.W.武德得出结论说，日本人解决了新西兰“在地理上属于太平洋之一部分”的问题。日本的威胁加速了外交代表机构在华盛顿、随后在渥太华的设立，同时也对“外务部”的建立起到了刺激作用。
它也为堪培拉和惠灵顿间经常而直接的接触提供了催化剂，双方的直接联系对两国与伦敦间直接联系的长期体制起到了补充作用，从而完成了英国一澳大利亚一新西兰的三角关系。194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在惠灵顿和堪培拉开设了高级专员公署，而此前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只设立了游客办公处。空中旅行也使决策者穿越塔斯曼海更为容易，这增多了政府与政府间的交往。
接着，双方在1944年1月缔结了一项“澳大利亚一新西兰协定”（“堪培拉协定”）。协定由澳大利亚人起草，，它声称两个邻国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他们有权利参与所有事关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问题的决定。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美国基地以及迅速发展的空中旅行在各岛屿上着陆权利的前途有一一些敏感，他们还是意识到他们所在地区将来的安全取决于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合作。最为重要的是，该协定预示了战后世界更加密切的跨塔斯曼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不仅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而且要在“商业发展”方
面进行合作。此外，他们计划“在实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充分就业，在他们的边界内以及整个太平洋各个岛屿中实现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方面进行合作，并就鼓励太平洋各岛屿和领土上的传教工作方面进行合作。
1944年底，为了调查国联委任统治领土的托管权问题，弗雷泽对萨摩亚进行了访问。访问让他深受影响。他期望看到新西兰委任统治下所取得的进步，而殖民主义的程度——尤其在教育和卫生方面———以及对发展的忽视却让他感到震惊。他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H.V.伊瓦特一道谋求向南太平洋承担不同于以前的义务。为了这一目标，“堪培拉协定”所预示的“南太平洋委员会”在1947年建立起来。从1946年末起，萨摩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了新西兰的托管领土；同时，新西兰采纳了一个让萨摩亚为自治而准备的计划。
在1945年设计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弗雷泽发挥了主导作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预先同意，首先，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应得受到保护，以反对威胁力量；其次便是委任统治的原则。新西兰致力于由联合国所体现出来的多边模式，这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英联邦传统的继续，而这一传统允许小国和其他弱国拥有发言权。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对工党的集体安全原则重新进行了改造。新西兰有效地利用其自治领的地位来主张建立一个捍卫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民主机构。新西兰生活的一个事实便是它不得不忍受大国支配。新西兰的代表一直留意处理大国和小国关系，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起草施加影响，以反映人道主义的渴求，这种渴求可能会让全球权力政治更加和平的运作。
在国内，战争同样将民主原则加诸于机会均等的目标之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工党政府相信教育是一种权力而非特权，这一信念包含了旨在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新型”进步教育，它集中在儿童从学龄前开始的全方位发展。C.E.毕比博士是一位心理学家。
1939年，他使用自认为正确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彼得·弗雷泽目标的语言，向弗雷泽总结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那时，他便制定了战后的蓝图。下面号召机会均等的陈述便构成了一代人教育政策的“天然磁石”：宽泛地讲，政府的目标就是，每个人，无论其学术能力的高低，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居住在城镇还是乡村，作为公民，他都拥有免费教育——一种他最适合且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的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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