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包括借助教育青年白人教师掌握毛利文化的方式来改善种族关系。1938年至1939年，惠灵顿师范学院的校长弗兰克·罗普德尔任命金吉·塔希维向感兴趣的学生教授毛利语，其目的就是为了增进毛利人和白种人间的相互宽容。受国际观念的影响，为学龄前儿童开设的幼儿园和家长经营的游乐中心数量增加了。在新西兰，用来促进初学走路孩子运动神经发展的拖曳玩具以“嗡嗡小蜜蜂”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刷着明亮的原色；这种玩具是在1948年根据手纸盒原理而发明出来的。
中学改革、离校年龄的提高和资格条件的修订让新西兰青年为将来的完全就业做好了准备。继澳大利亚之后，政府在1945年引入了普遍的家庭津贴，并按照一周每个孩子十先令的标准慷慨地向母亲发放津贴。教师们注意到，津贴改善了学校儿童的外貌和服饰。
战后重建主要集中在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之上。工党政府决心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士兵安置失败的局面，它为退伍的军人推出了范围广泛的复员计划。在为退伍军人开发农场的过程中，殖民契约继续有效。这些农场备有按照国家住宅计划而修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还根据农场住宅功能的要求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放置长统靴和户外服装的门廊。在城市中，退伍军人享有获得政府住宅和工作的优先权，而师范院校和大学的“速成”课程则为士兵们提供了战前无法获得的机会。
对毛利人来说，“复员”计划则意味着新的机会。在农场创收之前，政府向退伍军人支付薪金，“复兴部”坚持更为平等的供房标准。弗雷泽希望1945年的“毛利社会与经济进步法案”将最终带来平等。法案是“毛利人为战争所唤起的对完全公民权的期盼”与“白种人把持的‘土著事务部’继续控制官方政策的决心”之间的一种妥协，在官方的用语中，法案以“毛利”一词取代了“土著”这个词语。
不过，家长式统治继续存在，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一般公众都不理解毛利人需求的性质和真相。法案使发展的目标服从于对福利的强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二十八（毛利）营的军官，一些富有经验的领导者，回到了教师的工作岗位，或者是成为了重新命名的“毛利事务部”的福利官员。由于政府的变动，他们对毛利人关心的社会、经济和福利问题所行使的有限职权也受到了制约。
1944年至1946年间，机会均等的目标同样推动了与伊维间条约的缔结，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伊维的不满情绪一直就十分突出。1944年，议会通过了“怀卡托一玛尼阿珀托毛利要求解决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泰努伊人得到了在随后45年中按年支付、总额为10万英镑的赔偿，以补偿19世纪大面积的土地征用。随后的解决办法是每年为征用的土地而向“塔拉纳基信托委员会”拨款5000英镑，并每年补偿纳塔胡人1万英镑，期限为30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毛利人更多地被纳入到了“人民”的概念之中，新西兰却继续以种族为理由而限制移民入境。1946年，一个有关人口问题的委员会建议反对大规模的移民，这与澳大利亚的政策形成了对照。人们心目中的好移民仍然是白人和英国人。该委员会报告说，如果“其他欧洲类型”的移民受到鼓励的话，那他们应当“具有如此之特性，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将完全同化”。
那意味着，如果英国之外的移民想要被接受的话，他们应当来自于北欧国家。非毛利新西兰人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六都仍然是英国人，并为此而骄傲。1948年，与英联邦有关公民资格的协定相一致，新西兰不同民族在加拿大模式的基础上形成。
英国的臣民首次成为了新西兰公民，并拥有了新西兰护照。不过，很少有英国移民申请新西兰公民权，因为他们仍然是英国臣民，这表明种族属性决定了他们的归宿。当时，在新西兰管理之下的土地上的太平洋岛屿居民没有被加以考虑，他们被默认为棕色新西兰人。
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系列象征性的措施表明自治领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作为对新加坡失陷的回应，澳大利亚获得了宪法上的独立；五年之后的1947年，新西兰最终批准了威斯敏斯特法令，并因此而获得了宪法独立。
1945年，“新西兰自治领”变成了“新西兰”，皇家盾形纹章从官方的信笺抬头中消失，并被代之以民族的盾形纹章，它上面包含有一名毛利武士和西兰狄娅。事后看来，1930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实际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时期。在长期执政的工党领导下，它得到国家的赞助，内容包括1936年公共电台的引人，国家赞助艺术、国家博物馆、美术馆和管弦乐团等。
到1949年，历史学家们已经在撰写各种关于一个正在崛起之国家的书籍。J.B.康德利夫《形成中的新西兰》对“通过小农场经济和精耕细作而实现经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探讨，这包括19世纪40年代的韦克菲尔德计划及乳品制造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受欢迎的历史调查绘画系列《缔造新西兰》——在随后的30年中，它一直为学童所使用——表明，国家的缔造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进行之中。（见插图7.4）战时出版的这些书籍和另外一些百年纪念时的出版物都试图在占人口多数的白种人中强化国家意识。
当时的假设是，缔造国家及其历史是殖民者的事业，它们通过殖民者的努力而实现。毛利人更多地属于历史，他们充当着新西兰历史及偶尔的支持行为的序曲。与此同时，在殖民者的新西兰，第四代和第五代移民正在成长，他们和自己的环境发生共鸣。
在他特立独行的百年调查《今日新西兰》中，奥利弗·达夫这位直率的报纸和文学杂志编辑吸取了圣经式的意象，来解释适应的过程：“当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意识，每个人都源于泥土。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所有的肉体都有如青草。新西兰人是新西兰土地所养育的人”。肉身如青草的概念当然是在新西兰形成的，它不再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
在1930年，康德利夫从他作为居住在火奴鲁鲁的侨民这个新的有利地位出发，思考了孤立对帝国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奥利弗·达夫后来称为新西兰“知识停滞”的现象让他感到幻灭，他断定新西兰“恋母情结”的根本在于知识的不完善。地理位置的偏远排除了对事件的分析，并对在没有必要的学术研究的情况下便乞灵于帝国忠诚的做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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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武德在撰写自己的调查时回应说，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所谓的恋母情结达到了高潮”。外交政策是“另外一个星球上上演的戏剧”，既然新西兰“几乎或根本就不能影响事态的发展”，就没有“理由”要“以任何要求国家地位的主张去蔑视人们的感受”。不过，那也可能发生变化；自从那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争论，在日本进入战争—战争推动了政策的调整以适应对美国的“双重依赖”——之后，对英国的依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就康德利夫和武德而言，新西兰的未来取决于环绕太平洋——“地球之眼”——的各个国家。
在用面部素描的语言描绘20世纪40年代晚期新西兰人的文化和教育时，广受欢迎的漫画家G. E.G.曼宁尼克阐明了各种日常行为是如何为这个国家的神话做出贡献的。他捕捉到了一个有关“全黑队不可战胜”的关键性神话向母亲膝旁的小男孩传递的过程。
母亲，而非父亲，传递着信息，这表明了在认同的形成中教育的重要性。整个国家对橄榄球的着迷可以解读为（他们）继续在玩帝国游戏；然而，讲述游戏的故事并赋予其含义的过程则是在新西兰的家庭中进行的，在家中，母亲们向孩子们传授着各种信仰和价值观念。
从政治的角度讲，1949年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与管制和战时控制形成对照的私人企业和自由的原则将工党赶下了台。在1936年，作为对工党选举获胜的回应，保守党人重整旗鼓，组成了国民党。冷战阴云促使人们在为和平时期征兵而进行的公民投票中投了赞成票，不过，投票率却很低。一个小国再次寻求新的途径以平衡国内和国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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