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而言，1940年欧洲事态的转变对它们自身在太平洋的安全而言是不好的兆头。日本和中国交战了多年。新西兰派遣军人前往欧洲和地中海战场是基于这样一种明确无误的理解，即，如果日本向南方发动进攻，英国在新加坡的强大海军基地——它由新西兰帮助支付费用—将成为屏障。在亚洲和太平洋，整个帝国防御战略依赖于“如果日本发动进攻，英国舰队将保卫新加坡”这样一种假设。
因此，在1940年6月，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获悉英国不能承诺为新加坡提供舰队，而他们将不得不指望美国的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外交史学者将此描述为“几乎是灾难性质”的“高昂学费”。弗雷泽的答复充满了轻描淡写的陈述；英国的建议“偏离了”有关派遣舰队前往新加坡的“反复而最为明白无误的担保”，而这“构成了自治领整个防卫准备的基础”。
69書吧
他要求派遣一名新西兰部长前往华盛顿。1942年1月，弗雷泽的副手沃尔特·纳什抵达华盛顿，事实上，他成为了自治领的第一位大使。那时，日本向美国发动的进攻已经将欧洲和地中海的战争转变为真正的全球冲突。从1942年起，很早以来就显露出苗头的两个问题凸现出来了：转向美国寻求保护；新西兰是否应该将第二师召回国以投入太平洋战争的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对珍珠港的突袭成为了它同时发动的、让人吃惊的进攻的开始。到圣诞节时，日本军队已经将美国人驱赶出了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南一直推进到新几内亚的北部海岸和所罗门群岛。在仅仅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日本人侵占了包括从缅甸到菲律宾，再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新几内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它不仅控制了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地区，而且还沿着从关岛至腊包尔和布干维尔岛的方向向南推进，进入到大洋洲的广阔海域。
以新加坡海军基地——它曾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为中心的帝国战略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之际，英国的船只还离新加坡十万八千里呢。该岛屿也无法抵挡从西北方向发动的进攻。它的枪炮架设的方向也不对。
1942年2月新加坡的失陷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十分重要，它致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驻扎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亚第八师被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成为了战俘。在布鲁姆和达尔文受到袭击而在悉尼港又发现了日本小型潜艇的情况之下，澳大利亚突然成为了战争的最前沿。
从这一点来看，澳新军团没有了回头之日。澳大利亚从北非召回了自己的第六师和第七师，目的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威胁，并将其战争时期的努力集中在太平洋，而新西兰的第二师却继续留在地中海。于是，澳大利亚的战争描述主要讲述战俘以及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在各个岛屿的战斗，而新西兰的战争描述则主要围绕（尽管并非全部）新西兰人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间的斗争。
澳新军团的这种差异对民族战争故事产生了三个影响。第一，它解释了新西兰士兵为什么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用“硬汉子”和“彪悍之人”的形象，而不采用绅士形象。既然澳大利亚人不再作为参照对象，新西兰人因此就可以采用传统的澳大利亚特性。第二，历史学家对盟国首先击败希特勒的大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最符合于新西兰利益的问题进行了辩论。第三，他们也对留在欧洲的决定反应的是殖民还是“重新殖民”的关系进行了辩论。
新西兰的面积狭小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实事上，新西兰更大的邻国对军队进行了分割。澳大利亚第九师一直驻留在地中海，直到阿拉曼战役胜利，而第六和第七师则回到了国内。新西兰仅仅拥有一个整编师，这使得类似的战略成为不可能。不过，它还是尽可能地对自己所能够组织起来的军队进行分割使用。
占领诸如斐济（Fi）这样的太平洋岛屿前哨站的新西兰人最终组成了两个旅，它们隶属于太平洋中为人们所遗忘了的第三师。此外，随着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的进行，入侵的危险消失了。从1942年开始，新西兰同意让第二师继续留在欧洲，前提条件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将保卫新西兰。6月，第一批美国人被运抵新西兰。同样，长期服役的人员以“休假”的名义回到了国内。鉴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缘战略的不同，两国分别对各自在英美大战略的全球棋盘中的地位做出了现实主义的评估。
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由美国指挥并得到澳大利亚支持的太平洋战争最符合新西兰的利益。从1942年开始，太平洋两端的大、小两个164殖民社会间出现了协调一致的局面，虽然其道路并不平坦。在30多年
前亚洲人恐慌期间，这样一种协调一致的局面曾经被提出来讨论过。1908年，“美国大舰队”起航来到这里，以便表明合众国准备为白人捍卫这一广阔区域的安全。鉴于新西兰的面积和偏远位置，它只适合作为美国攻击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儿内亚日本军队的后方基地而发挥配角的作用。
仅仅是丘吉尔的看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帝国防卫战略的失败，罗斯福的观点对战时内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便是可以理解的。从1942年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便开始和英国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荣辱与共。美国将大洋洲分割成太平洋沿岸的不同战区（它本身也是一个美国概念）。美国将澳大利亚及其军队纳入西南太平洋战区，并将其置于美国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之下；它同时将新西兰及其军队纳入南太平洋战区，并将其置于美国海军中将戈姆利）的指挥之下。
农场主、商界和劳工运动间异常的一致确保了新西兰能够最好地为盟国事业服务。在欧洲，它和英国一道继续着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时，它将太平洋留给美国，在这里，新西兰能够为美国军队提供补给。
对第二师的军人来说，实情并非是他们希望为英国而战，而是他们不希望在热带作战，而且他们还具有恐惧症，想把亚洲人挡在外面。战争的前线并不在新西兰，而是位于太平洋的岛屿之上，即大洋洲的“北部临近地区”——它发挥着缓冲区的功能。
日本人快速地进入到大洋洲的各个水域只不过是证实了这种思维。从1942年起，反日而亲英的情感、地理以及战略促使新西兰加快了自己的战争努力，以满足英国和美国对大国地位的要求，而这从总的来说决定了国家安全的形式。
在国内，世界大战让该国1940年的百年纪念黯然失色，它庆祝的不是《怀唐伊条约》，而是“拓荒者”、“进步”及殖民地的历史。在1934年，总督布莱迪斯洛爵士和他的妻子购买了巴斯比在怀唐伊的房舍和土地，并将它们赠给国家。
在此之后，对条约的首次公开纪念得以发生。“旅游和公共信息部”为1934年的庆祝活动进行喝彩，同时，它又将新西兰“真正的殖民”追溯到“新西兰公司的成立……及1840年拓荒者的到来”。正是这一偏爱于韦克菲尔德之叙述的诠释占据了主导地位。939年11月，惠灵顿《晚报》出版了第一百期，以便为“新西兰百年展览”的开幕打广告；在它的报道中，它优先报道了新西兰公司对惠灵顿的殖民。
展览在其题目中引用“1939-1940”而非1940为其日期，目的是为了纪念拓荒者。只是在纳塔的坚持之下，罗托鲁瓦艺术学校所创作的雕刻才得以进行陈列；毛利人总体上被当作了局外人。对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纪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纳塔的领导。2月6日，在怀唐伊签署重新制定之条约的活动中，纳塔领头跳起了哈卡舞。
之后，总督打开了用雕刻加以装饰的正式会议厅。会议厅是特地为怀唐伊的百年纪念而修建的。在对过去一百年进行回顾的时候，纳塔表示，条约是一个“君子协定”，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欧洲殖民而言，条约的遵守情况并不太糟糕。但是，他也有预见性地警告说，在土地流失、酋长权力消失和文化破裂的情况下，毛利人的土地要求必须得到解决，以便他们能够与欧洲人并肩前进；他还表明，“我们希望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种族的个性”。
纳塔将他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在二十八（毛利）营的身上，该营在部族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他们全部是志愿人员。来自北奥克兰的纳普希人主要在A连服役；来自温泉区的特阿拉瓦人则在B连；C连主要是来自吉斯伯恩的纳提珀柔人；D连则包括来自其余地区的人。
总部直属连成为了“零碎之物”。这一次，甚至怀卡托都因为特普娅与彼得·弗雷泽的友谊而支持战争努力；彼得·弗雷泽则承诺对19世纪的土地征用进行赔偿。在殖民者社会所确立的边界内，二十八（毛利）营通过在战争中的勇武而让他们的人民更加接近平等。他们在希腊和克里特作战，在各次沙漠战役中作战，在意大利作战，并作为民族英雄而凯旋。然而，直到战争后期，他们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军官。
如遇章节错误，请点击报错(无需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