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威的解释中，当工党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赢得1935年选举后，第一届工党政府将新西兰从经济萧条中拉扯了出来。然而，现在清楚的是，在1935年已然建立的新货币体制为经济迅速复苏提供了途径。随着信心的增长和精神的振奋，舆论发生了变化。
随着工党对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版的尊严和平等的彰显，社会的各项当务之急都发生了变化。失业者立即收到了圣诞节补助。终其一生，好心肠的首相迈克尔·J.萨维奇都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当选时已经63岁，于1940年去世，他的画像悬挂于千家万户的起居室中。萨维
奇成为首届工党政府所开创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化身，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和尊严。
萨维奇出生于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内德·凯利县，他是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和内德·凯利这位亡命之徒有着相似的背景。他同情穷人，并受到了他们的爱戴。不过，他曾开玩笑说他“并没有继承凯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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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工党的选举宣言宣布了自己的目标：运用“自治领令人羡慕的资源”以使“过去五年被剥夺了各种必需品的人们重新到达体面的生活水平”。宣言承诺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便养家糊口的男人和那些仰仗他的人都能达到普遍舒适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宣言还承诺“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最好地实现‘家’和‘家庭生活’这两个词的含义。换言之，工党决定恢复19世纪90年代确立起来的国家发展模式。只有在这一次，工党才部分地将毛利人纳入到自己的考虑之中。
对奶农而言，殖民契约得到了修改，以保障整日工作制，保障价格公平而合理，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主要产品价格受到保障。在这一时期，养羊的农场主选择了继续置身自由市场之中。奶业委员会已经决定对营销进行控制，但政府在1936年还是接管了黄油和奶酪出口，以便为农场主提供以产品成本为基础的价格保障。
对工人而言，工党恢复了强制仲裁的制度和工联主义，并取消了萧条时期削减奖金工资和抚恤金的措施。1936年的“工业调解和仲裁修正案”授权仲裁法庭将养家糊口者的基本工资确定在“足以养活由一名男人及其妻子和三个小孩组成的普通家庭”的水平之上，该修正案继续假定参加工作的妇女是单身的，没有子女或年长的父母需要她们养活。
营养调查表明，在萧条期间，儿童受到了损害。国联敦促其成员国着手进行营养调查，并促使人们采纳最为理想的儿童健康与发展新标准，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国联规定自两岁开始每日牛奶摄入量为1.5至2品脱（一升）。1937年，新西兰以“全国学校牛奶计划”对此进行了回应，随后在1939年，它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饮食进行了调查；20世纪40年代，毛利人的饮食也得到了调查。
学校奶具有政治方面的吸引力，因为它的意图是既使奶农受益，又让作为未来公民的儿童受益。从1937年开始，只要在可以实行的情况下，政府都向小学和幼儿园所有孩子免费提供用巴氏法灭菌的半品脱瓶装奶。在30年中，一天提供一瓶半品脱的牛奶的政策和普朗凯特协会一道象征着新西兰是养育儿童的健康之地。
对城市工人以及奶农来说，工党相信普通新西兰人购买力的不断增长将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确实如此。国家接管了储备银行以控制信贷，并为其推行的复兴和保障计划提供资金。这一从前的“赤色邦联分子”——他们曾一度让人们担心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决心限制银行家的权力，并再次谋求建立普通人也能分享科学和教育之利的文明社会。
实际上，工党引入了“全方位保护”的一个变体：实行经济管制以应付经济不稳定的核心问题，并捍卫理想社会。不过，这次采用的则是普遍福利国家的形式。
于是，从1938年起，新西兰恢复并延伸了它自己版本的大洋洲安置战略，其中，家庭收入恢复了自己在“工人福利国家”中的关键性地位。然而，这一战略包含的并不是“工人工资保障，而是公民的社会保障”。相反，它提供了以“不必摊付公积金的社会保障”作为辅助手段的工人保障，“不必摊付公积金的社会保障”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公民身份，而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新西兰使社会保障成为一种权利，它从税收中进行支付，目的是为了给予人们“他们应该拥有”的生活水平。
在1938年底，随着经济的复苏，工党作为保驾护航者，开始对进口和汇兑进行控制，以应对英国资本抽逃和进口需求迅速增长所导致的汇率危机。发放进口许可证同样达到了预期的保护工业的效果。1938年新西兰最终采用了保护工业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工人得到保障。但与澳大利亚相比，它却落后了。
一旦新西兰决定成为一个与澳大利亚不同的国家后，它便日渐加强了与英国——它坚持自由贸易,而并不鼓励发展制造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新西兰确实采取了保护 政策，这是1938年工人保护措施复兴的逻辑结果。对于新西兰成为帝国农场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前景，英国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不过，大洋洲的国家发展模式保留了下来，因为英国不久便又需要新西兰所能生产的全部食物，以支撑其人民渡过另外一次世界大战。
1938年的“社会保障法案”重新恢复了新西兰社会实验室的地位。从福利金的角度来讲，数量得到了增长的养老金（重新命名为退休金）和实施65岁普遍领取养老金的努力表明，消除工作年龄外的无保障状态仍然是当务之急。法案首次实施了男人失业补贴和单身妇女失业补贴，以应对工人丢失其有酬工作的情况。整个框架是对家庭工资的补充。
它接受了单身妇女在毕业后至结婚前这段时间参加有酬工作的这一现实，但却确认了已婚妇女和儿童的依附地位。为了确保医疗平等，该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建立惠及所有人的免费家庭医疗服务，建立免费的医院，并实行免费的孕妇保健，其费用由纳税人支付。第二项和第三项最终在1939年得以实现，而第一项最终则没有实现。
分娩时的免费医疗护理是一项显著的成就，它得以实现仅仅是因为多数医生、政治家和妇女的目标部分一致。政府不得不听医生的，因为它需要医生来实现免费医疗服务的目标。工党政治家真诚地相信，传统上仅有富人才能够获得的医生治疗是所有妇女的权利，妇女团体建议说“无痛分娩是每个妇女的权利”。
1937年至1938年的“分娩服务调查委员会”包括卫生部长的妻子珍妮特·弗雷泽。该委员会建议临盆的母亲应该获得“疼痛被减轻到最低程度的护理，以确保母婴安全”。于是，在工党统治之下，平均主义的信念加强了在医院由医生照管下进行分娩的趋势。此种人道主义同样也主张提高人口出生率，因为政治家们希望，妇女组织所倡导的财政资助、“现代的”疼痛缓解手段和医院中两个星期的休息将鼓励妇女生育更多的小孩。
然而，免费家庭医疗服务却是和医疗纠纷纠缠在一起的。1941年最终实施的方案同意了专业人士收取诊治费用的要求；自此之后，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医生的出诊，而且医生的出诊不再普遍免费。高昂的诊治费用使这一方案降级为仅仅由国家对医疗进行补助。
同样，工党也让适合核心家庭模式的都市人能够实现到郊区生活的梦想。它认可了为萧条所侵蚀的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但由于低薪家庭没有购置房舍的经济能力，焕然一新的企业型国家从1937年开始修建房屋，以供他们租用。
在储备银行提供贷款资助的情况下，政府援建的房屋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四个主要城市发展起来，它们小巧、坚固而又舒适。一名富于创业精神的建筑商詹姆斯·弗莱彻按照合同承建了第一批房屋。虽然经济境况更好一些的工人继续得到政府资助以自置居所，这个方案也让普通的人们能够实现拥有一幢小小的新屋的理想。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不符合该模式的家庭则被遗忘掉了。
方案并不是针对毛利人而制订的。毛利人依然是二等公民，他们保持着在地理上的隔离状态。土地开发计划为各个部族在乡村地区提供了一些新建的粗制滥造的房屋。然而，即便是在那些没有丧失太多土地和资源的伊维中，多数人仍过着贫穷的乡村生活。酋长们的家庭可能生活在农场或城镇的平房之中，然而，毛利会堂建筑物的地面却是泥土铺成的，它的水源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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