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是通过有意识地“缔造”新西兰的国家建设形成时期。与此同时，新西兰人必须“随机应变”以熬过萧条和另一场世界大战，而且，这些全球性的冲击还强化了国内外对安全的要求。随机应变和创建国家相辅相成，因为，正如民族认同感发展的通常情况一样，恐慌、危机、忧虑或决裂都会产生出用以进行安抚和解释的故事和仪式。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第一届工党政府得以上台，它公开表示要拾起为19世纪90年代自由党政府发展模式所中断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政治家们重新创造出了一个进步和体面社会的传统，它对普通的人们进行保护，以免他们遭受无情的国家竞争和冲突。1931年纳皮尔地震从地质学的角度提醒人们正生活在灾难的边缘，它只不过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嫌隙，并让他们倍感脆弱。这次地震是20世纪新西兰最为深重的环境灾难，它进一步强化了重建的迫切性。
甚至在1929年华尔街破产之前，全球性的萧条和失业就已经让这个自治领蒙上了阴影。出口价格的下降已经使依附性经济遭到了打击。仅仅两年之间，从1928-1929 年度到1930-1931年度，出口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是从1936年起，出口价值才恢复到萧条之前的水平。
为了保持其在伦敦的资金，新西兰不得不采取平衡预算的通货紧缩政策。为了满足伦敦所坚持的削减成本的要求，乔治·福布斯这位北坎特伯雷农场主领导下的联合政府采取了必要的经济措施。减少债务偿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将削弱借款的能力。因此，政府大幅度削减开支。教育领域的开支几乎消耗了年度公共开支的一半，因此，其削减的幅度特别大；其次便是卫生领域。
从1931年9月开始，保守派开始谋求团结以阻止“统-—改革联合政府”中的危机。在这一时期，该政府依然拒绝接受“劳工天堂”的核心观念。1931年，仲裁法庭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降低了百分之十。在当时，公用事业的工资也被削减了百分之十；1932年，它再度被削减百分之十。
小额的家庭津贴（1926年开始实施）以及寡妇和老年抚恤金也遭到了削减。虽然不断下降的价格起到了抵消作用，然而，抚恤金的削减激起了人们对政府似乎无视普通人们需求的愤怒。“不劳动就没有报酬”的原则导致了各种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方案的出现；同时，政府大幅度削减开支，解聘雇员，并以救济金水平的工资对他们进行重新聘用。
在 1932 年，工业争端中的仲裁以及工会成员资格不再是强制性的，这给予了雇主更多的权力。对普通人和左翼历史感兴趣的社会历史对联合政府表现出了鄙视，这也体现出萧条时代的艰辛。
69書吧
萧条给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对负债的人们以及因没有养家活口的男人而处于社会边缘或底层的人们进行了惩罚。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并没有让人们免除忧虑并免遭挫折。估计中的失业率介于百分之十二和十五之间（毛利人为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四十）；然而，经济研究表明，直到1933年，几乎百分之三十的劳动力都没有得到正式的雇佣。
在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多达百分之四十的男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大规模的失业让各种救济和救援委员会不知所措，大众的记忆中深深地烙下了施粥场的印象。普遍的不安全在各个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一项研究表明，坎特伯雷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
萧条时期的文献集中研究“工人”，以及遭到救援工作侮辱的失152业人员的苦难。他们收入低微，被迫搬到乡村的救助营。1932年，城市中的穷困状况以街头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而由失业者轮流工作一些天以赚取一点可怜报酬的救援计划则成为了导火线。
在南岛，失业人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鹤嘴锄和铁锹艰辛地劳动，以打通从刘易斯关通往米尔福德峡湾的道路，从而建立了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北岛，工人们则修筑了东海岸铁路。这样一种极端的措施使社会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具有了政治色彩;受到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刺激的知识分子创造出了一种体现国际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民族文学和艺术。
约翰·马尔根是1932年暴乱期间的特种警察，在他的小说《孤立无助的男人》（1939）中，他描绘了救助营中男性所感受到的极度忧伤，这些男性信奉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说话简练，但却固执而又酗酒，他们所代表的是与澳大利亚“单枪匹马干事业的人”相同的角色。家族传说则回顾了另类的男性类型——即，居家男人——所遭受的屈辱，这种男人因背负着不能养家的耻辱而意志消沉。
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置疑萧条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并置疑当时的生活是否有如声称的那样艰难。由于一代代的人们倾向于通过讲述故事而让他们的经历成为共同的东西，“萧条”神话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萧条时期一元化的生活经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抹平了艰难时期民族回忆粗糙边缘的一元化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萧条是一种阶级性的经历，它在失业者和受聘人员之间、在工人——特别是临时工——和特权阶级之间放置了一条鸿沟。境况较好的人们曾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而享受着相对繁荣的，然而，衰退给他们带来了风险和失望，导致了他们不能偿还抵押贷款，投资无利可图，受教育希望的减少。20世纪20年代房产业迅速发展和萧条的影响体现在自有住房的不断减少，租房的人数不断上升。
在1926年的克赖斯特彻奇，百分之三十二的房屋是租借的，而到1936年，这一数字则为百分之四十六。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例上升了，最富有的人们与最穷的人们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在许多方面，妇女们首当其冲地遭受到了苦难，虽然，其中相当多的证据都是不那么明显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指标来自于109名已婚妇女。在1931年至1935年间，她们因在非法流产中受到感染而丧命。
她们的丈夫要么是劳工，要么是司机，要么则是农场主，或者是农场 工人，他们在店铺和易于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行业中工作。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妇女、青年人和受土著事务部劳动计划雇用的毛利人。虽然从1931年起，妇女和青年便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开始支付失业税，但他们却没有资格获得救济金，其中重要的例外便是私人家庭服务行业中的一大群人。小说家露丝·帕克敏锐地观察到：“在过去，妇女不应该是养家糊口的人，因此，她们就不是养家糊口的人”。
然而，在黑暗之中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伊丽莎白·麦科姆斯的丈夫去世之前一直是当地工党的议员，在他去世之后，也即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利特尔顿的投票者在便将她选为议员，从而使她成为了新西兰的第一位女议员。伊丽莎白·麦科姆斯此前是一位主张妇女参政的人，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征税”的不公待遇进行抵制，并将这一运动带进了议会。
在1933年，新西兰也开始主张独立的金融特性。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科茨促成了帝国特惠制的建立，该制度确保各自治领能够进入英国市场。为了帮助农场主，政府违背财政部的劝告，推行了货币贬值的政策。在英国专家的鼓励之下，它同样也建立了储备银行。
最近，出现了对科茨这样的评价，该评价把他描绘为一名面临应付全球性衰退这一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的政治家，在当时，新西兰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借款又得看向英格兰银行负责的大洋洲私人银行的脸色。事实上，发展纲要的制订应归功于科茨，该纲要在首届工党政府执政时期得以实现。
复兴的关键在于1934年建立了储备银行来对六家商业银行借出的贷款进行控制，在这六家银行中，仅有一家银行的总部位于新西兰。新的货币体制成功地将新西兰储备金与澳大利亚储备金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银行制度区别开来，从而如愿以偿地实行了两国间的金融分离。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干预确保了新西兰异常迅速地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38年，它将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了三分之一。通常，最佳的政策效果都是无心之举，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同样，直到工党上台，该项政策所获得的成功才得到了承认。
在一系列幸运的事件中，在预算平衡时期强制实施的贷款紧缩政策导致了货币供应意外的增长，同时，由于货币的贬值以及储备银行所持有货币储存量的增加，这使改良主义的工党政府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开支，并提高了国家的收入。
如遇章节错误，请点击报错(无需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