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领不仅依赖于同英国的贸易，甚至更加依赖于英国借款以供发展的能力。权力集中于一位精英的手中，这位精英承认与英国间联系的重要性，他同时也承认需要满足伦敦所制订的健全金融管理的标准。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新西兰对自己的金融体制与澳大利亚金融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状况日益感到失望。
伦敦没有能够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区别开来；然而，澳大利亚却是伦敦最大的借款人，它谋求实现建立“无限澳大利亚”的宏伟目标。在1929年新西兰出口市场崩溃之际，虽然它逃脱了澳大利亚那样的严峻短期债务危机，然而，由于它背负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举借的债务份额，新西兰发现自己因为贷款而越发地有求于伦敦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在20世纪20年代梦想破灭的选举人投票选举出了一系列保守党少数派政府。1922年，改革党丧失了其多数党的地位。在实行简单多数投票制度的情况下，从1912年至1928年，政府中的改革党从来就没有赢得过半数以上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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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仅仅在城市中才具有吸引力，在其抛弃社会化政纲、特别是土地国有化的政纲之前，它都没有能够获得社会主流的支持。正如迈克尔·金（Michael King）所观察到的那样，“不管人们的背景怎么样，他们很少希望‘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多数人仅仅希望那一制度能够对他们的各种需求更加敏感”。
在马西去世后——1926年，北帕默斯顿新建的农业学院用他的名字进行命名——J.G.科茨这位战时英雄成为了首相。J.G.科茨也是一位奶农，他来自于北部区的卡伊帕拉。然而，年迈的约瑟夫·沃德爵士被选举为复兴的自由党政府——后重新命名为联合政府（1928年至1931年，由其执政）——领袖一事表明，人民仍然充满着恋旧情绪。
从表面上看，他们投票选举沃德则是因为一个错误的承诺：由于视力不佳，同时又因患有糖尿病而突然出现眩晕，他引人注目地读错了演讲稿,他许诺借款7000万英镑而非700万英镑以治愈国家的病症。随着世界范围内萧条的来临，梦想和现实间的距离远得无法再远了。
尽管1918年流行感冒肆虐，然而，与灾难预言者的预言相反，从20世纪初期开始，毛利人的健康状况和人数都得到了恢复。T.W.拉塔纳是一位在旺阿努伊附近践行白种人农耕方式的毛利农场主，当他的家人死于流感后，他在幻觉中见到了圣灵，圣灵要他统一和拯救作为上帝选民的毛利人。
作为拉塔纳教会和政治运动的建立者，他发起了宗教复兴运动，并以圣经和《怀唐伊条约》为自己的中心。他的信仰疗法和他传递的信息在病人和穷困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复员军人中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拉塔纳的儿子曾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服役，在法国，他受到了毒气的严重伤害。为平等而战的先锋营军人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士兵安置计划之外，该安置计划旨在帮助军人购买房舍和农场。让他们进一步受到冒犯的是，毛利人还要为军人移民提供土地。
在1910年至1930年间，又有350万英亩（140万公顷）土地从毛利人的手中流失了出去。对于普通的人们——也就是那些日益丧失部落特征而且没有土地，勉强能够维持生计或做零工的人们——来说，拉塔纳特别具有吸引力。尽管人们对“闲置”土地普遍存在偏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毛利人几乎不再具有任何可供维持生计的土地了。
拉塔纳运动给部族权势集团带来了挑战。因为他们致力于和政府进行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在被信徒视为传统伊维领导权的“紧身衣”的范围内进行的。1925年进行登记的拉塔纳教会对曾经组织先锋营的毛利王运动和信奉英国国教的部族领袖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这次运动促使英国国教会在1928年任命了奥特亚罗瓦的第一位毛利人主教，特阿拉瓦族的弗雷德里克·班尼特牧师。拉塔纳鼓吹毛利民族认同。他希望《怀唐伊条约》得到立法的承认，以便条约能够得到实施，并“永远保持白种人和毛利人间兄弟般的联系”。
同样，像毛利王运动的特·普娥娅公主这样的部族领袖也决心为自己的人民而保留自己所享有的合法地位。为了这个目的，阿皮拉纳·纳塔爵士（1927年受封）在议会中就众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游说。1920年，他帮助成立了“土著信托局”，用以监管租借毛利人保留地而获得的收入。
与此同时，他的长期目标则是劝说政府同意一项毛利土地开发政策，该政策将能够赋予毛利人平等地位。战争期间，在马西的改革政府准备开发乌雷威拉这个北岛最后边疆的时候，纳塔就开始进行活动，他促使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向当地居民图霍埃人发放了统一的新地契，以帮助他们自行开发土地。
出售土地的活动继续存在。尽管如此，他并不气馁，而是对大量的合并计划进行监管，他希望通过创建出足够大的土地以发展奶牛养殖，从而尽量将伊维持有的剩余土地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引人注目的是，正是纳塔将奶牛养殖业和新西兰是英国农场的观念移植进入了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他将自己所属伊维纳提珀柔现有的公共农场从绵羊养殖场改造成为奶牛养殖场。他建立起培训制度，派遣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年轻人前往新南威尔士的霍克斯伯里农业学院学习最新的方法。到1926年，纳提珀柔便拥有了自己的合作性牛奶工厂。
在体育方面，乔治·尼皮亚以自己的人格，悬空踢球、擒住并摔倒对方球员、接球等让人眩目的动作而叱咤于橄榄球场。作为“新西兰橄榄球的首位超级明星”，他吸引了大量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观众。除了他的天赋之外，尼皮亚的成功是特奥特学院和纳塔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采取政策的结果，其中，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橄榄球场宣传毛利人的勇猛，以消除人们的偏见。尼皮亚的名望提升了毛利人的自我形象。
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纳塔的成功在很多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与J.G.科茨的友谊，科茨从1921年开始任土著事务部部长，1925年到1928年，他则出任首相。科茨是在毛利人中间长大成人的。在20世纪20年代，纳塔和科茨对早期解决《怀唐伊条约》怨情的各种努力共同进行着指导。
1922年的阿拉瓦湖协定承认了1881年法律所规定的伊维在温泉区对湖泊所享有的习惯权利，并每年向他们提供6000英镑的年金。1924年接着成立了“阿拉瓦信托委员会”。通过在罗托鲁阿建立一所艺术和工艺学校，该委员会对纳塔所敦促的全国文化复兴进行着指导。
1926年，“图华雷图阿信托委员会”建立起来，它从陶波湖的钓鱼许可证（以便钓引进的缚鱼）收费和露营地租金中获得3000英镑的年金。在此之际，纳提图华雷图阿族人和科茨达成了协议。作为交换，图华雷图阿放弃了陶波湖湖床，以便可以把它作为公共保留地。
同时，政府也开始倾听毛利王运动的呼声。自历次战争以来，因土地征用而陷入贫困的部族一直都要求进行调查。在1927年至1928年间，“西姆委员会”发现，借1863年《新西兰殖民法案》名义对塔拉纳基、怀卡托和丰盛湾等地的300万英亩（120万公顷）土地进行征用的行为是不公正的。
但是，正是从1928年9月起就任联合政府——它在其他方面暗淡无光——土著事务部部长期间，纳塔实现了他指导政府政策的夙愿，他指导着政府由推行“剥夺毛利人土地来供白人农场主使用”的政策向“政府为毛利人提供贷款以供其开发自己的土地”的政策转变。
1929年的法案授权他以土著事务部部长的身份发放贷款，以便更为有效地拓殖和利用毛利人的土地，并鼓励伊维从事农业，实现自助。最终，毛利人能够获得相当于他们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六十的抵押贷款，尽管白人殖民者可以借到相当于其土地价值百分之九十的贷款。该法案同样也授权部长把用来进行开发的土地刊登在报刊之上。
纳塔运用自己的各种权力，将土地置于部门的控制之下，并对土地进行丈量、排水、重新开垦和清除；在土地上种植牧草、施肥、修建围篱、修造房屋、购买装备和家畜并将它们交给毛利农场主。通过各种土地开发计划，他和部族领袖一道创建出了自给自足的毛利居民区。在全球性萧条来临之际，他的努力再及时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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