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与那些在海岸建立了捕鲸基地的捕鲸人进行通婚，并以此作为抵御来自北方的蚕食的一种防御战略。
和捕鲸人及诸如逃逸的罪犯与船员这样一些海滨流浪汉一样，基督教教会也是从澳大利亚出发前来新西兰的，最初是英格兰教会，随后前来的则是卫斯理公会的教徒。在整个塔斯曼海地区因捕鲸人和毛利人间恶劣的关系而暴行肆虐之际，英国国教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阻滞。
引人瞩目的是“博伊德号”被焚及其船员被杀的事件，其消息在1810年传到了悉尼。让人悲哀的是，特帕希因这次屠杀而受到了指责，在殖民者眼中，他从“友好的酋长”转变成了“背信弃义的食人者”。英国的财政一军事政权则提醒捕鲸人在与新西兰人和太平洋岛民交往的过程中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是“狡诈的种族”，是“不可信任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反应。交叉的（两个）世界再次为毛利人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曾强调是毛利人主动采取措施在新西兰招徕了传教士；尤其，跨塔斯曼的企业家纳普西族人的鲁阿塔拉成为了萨缪尔·马斯登的朋友，萨缪尔·马斯登是以新南威尔士帕拉玛塔为基地的英国国教牧师。
通过与马斯登进行谈判，鲁阿塔拉获得了在岛屿湾的第一个欧洲永久性定居点上的垄断权，他对英国国教传教团及传教士进行着管理，并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事实上，鲁阿塔拉是欧关系方面的一位早期顾问。
69書吧
就马斯登而言，历史学家讲述了他的两副面孔：他既是一位因冷酷无情而为罪犯憎恶的澳大利亚“答刑牧师”，同时又是新西兰的一位仁慈传教士。在白种人的故事中，这位英国国教牧师是作为一位好人而被人们铭记在心的，他是首次在圣诞节向毛利人宣扬基督教说教的第一位传教士。
1814年，当圣公会在太平洋以及向新南威尔士的罪犯和土著澳大利亚人传教的活动失败之后，马斯登将传教的努力转向了新西兰。马斯登从鲁阿塔拉及其他一些旅行者那里获悉，毛利人的酋长对唐加塔拥有权威。
从这些新西兰的代理人中，他看到了贸易的前景及英国教会传教的机会。对那些在与悉尼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北方酋长来说，他们同样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机会。
双方都致力于发展这种联系。为了获取帝国对英国国教会在新西兰传教的批准，马斯登收集了一捆抱怨欧洲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侵略的陈情书，并将它们提交给总督。
于是，在1813年12月，总督拉克兰·麦格里发布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有效地将毛利人“置于国王陛下的保护之下”，并用英国法律来约束英国臣民与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间的交往。
次年，12名来自于岛屿湾的毛利酋长在帕拉马塔和马斯登一起呆了3个月。这些人中包括鲁阿塔拉、鲁阿塔拉的同父异母兄弟、鲁阿塔拉的亲戚，纳普希族人的武士首领洪吉希加以及洪吉的儿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忙着学习英语，学习有关欧洲风格的农业、园艺及木工手艺。1814年12月，这群酋长与马斯登及三名传教士一起返回到了新西兰。
从建筑和传教的角度来讲，建立于岛屿湾科里科里的传教定居点成为了“袖珍的帕拉马塔”。1809年建于帕拉马塔的石头店铺为科里科里的石头店铺——新西兰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古建筑——提供了平面图；而马斯登在帕拉马塔的住宅，“老式的兰吉斛”（兰吉霍阿是新西兰第一个传教基地的名称）则成为了科里科里布道站的样板。
1819年马斯登修建了澳大利亚式的“兰吉霍阿”，并将其作为高层毛利青年的神学院。直至19世纪30年代，新西兰的英国国教传教团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它对北方部族更为有用，是他们藉以获取欧洲技术、文字和商业的敲门砖。
洪吉希加从鲁阿塔拉那里继承了对第一批英国国教传教士的垄断性控制权。1830年前，新西兰的传教士处于附属毛利人的这样一种地位，洪吉希加至死都控制着对他们的垄断权力。洪吉希加从位于岛屿湾的驻地发布指令，迫使传教士按照他开出的条件与他进行往来，其中包括秘密进行火枪交易。
对毛利人来说，洪吉希加比马斯登更为重要。这位从前的神学学校学生是几十位活跃于塔斯曼海两岸的旅行家和企业家之一，这些旅行家和企业家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间进行着密切的贸易。自1800年以来，活跃于塔斯曼海两岸的酋长是毛利人在澳大利亚存在的生动例子。
洪吉在新西兰出名是因为他在1820年大胆前往伦敦，在伦敦，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要求，见到了英王乔治四世；同时，他还帮助剑桥的一名教授编纂毛利语词典。洪吉是在他的朋友年轻的世俗传教士托玛斯·肯德尔及他的侍从武官怀卡托的陪同下，搭乘一艘捕鲸的纵帆船前往英格兰。
肯德尔并没有获得授权随同前去，但他决定学习毛利人的语言，并以其作为说服当地人皈依的手段。在英格兰，洪吉在社会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收到了许多珍贵的礼物。次年，他用这些礼物在悉尼的市场上换回了300多条火枪及若干的火药和子弹。但他却并没有将所有的礼物用来做交易；他保留了一套盔甲，而这套盔甲后来多次救了他的命。
如遇章节错误，请点击报错(无需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