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库克因为其横暴行为而为自己带来了这样的结局。如果考虑到直到1815年法国都仍然是英国的敌人，是英国在太平洋谋求帝国支配的竞争对手的话，那么，这种看法便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在新西兰，法国探险家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英国的命名权决定了南阿尔卑斯山脉三座最高峰的层级结构，这三座山峰在海岸便映入人们的眼帘。在见到它们之后，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便依照高矮秩序分别将它们命名为库克峰、塔斯曼峰和拉贝鲁兹峰。新西兰人对前面两个名字是熟悉的，但他们对拉贝鲁兹这个名字却不甚了了。
1785年，加罗·德·拉贝鲁兹从法国扬帆起程前往太平洋进行一次重要的航行，其间，他收到了对位于悉尼的英国流放地进行了解的训令，1788年初，他对此进行了了解。在此之后，他的两艘船只便突然消失了。
在18世纪90年代，另外一名探险家唐特卡斯托对失踪的远征船队进行了寻找；1793年，他在新西兰的北部进行了短暂的停留，但仍然一无所获。拉贝鲁兹这个名称间接地表明，法国人最美好的记忆是一次没有见到成果的行动。如果以不那么冷嘲热讽的话来说就是，法国探险家的重要性仅仅居于第三位。
人们常常忘记，在库克进入新西兰水域的同一时间里，法国探险家就已经进入了新西兰的水域。让·弗朗索瓦·德·叙维尔因船员得了坏血病而寻找寄身之处，并因此而对新西兰进行了一次事先未曾预计到的访问；1769年12月，他们望见了北部区。
无独有偶的是，在同一时期，库克也正扬帆于新西兰的另一海岸。在一次大风中，“圣让一巴浦迪斯号”迎面经过了“努力号”，但它们却彼此互不相识，英国船顺风向北行去，而法国船则逆风向南而去。
事实上，毛利人和叙维尔船队的相遇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让人感到不爽的经历。毛利人弄走了一艘冲上岸的快艇，叙维尔的船员对此感到愤怒，为了进行报复，他们绑架了一名和善对待得了坏血病的船员的男子，并纵火烧毁了那里的建筑。
同时，他们对毛利妇女的看法也很不好，这种看法较英国水手——他们受到了早期与塔希提间的接触的影响——对她们的看法更加负面。
1772年，当马里翁·杜弗雷纳在岛屿湾登陆时，早期的经历便影响到了双方的接触。杜弗雷纳已经对土著塔斯曼人进行了观察并形成了对他们的负面看法，而当地的毛利人也已经经历了欧洲人枪炮的洗礼。
杜弗雷纳的经历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误解会导致暴力冲突。尽管这位法国人是亲毛利的，他为友好对待唐加塔环努瓦人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由于他侵犯了一项具有效力的死亡禁忌，特·考利酋长还是杀死了他。
就杜弗雷纳的事来说，他们在毛利人被淹死的小海湾里钓鱼，这对活着的人和他们的祖先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捕捉这些鱼已然是够坏的了，吃掉它们则等于是同类相食，是对亡尸和他们部落禁忌的攻击，是对他们部族神灵的攻击。”
因此，像库克在夏威夷的遭遇一样，杜弗雷纳被当地人杀死并吃掉，他们借此来吸收他的生命力和超自然力量。由于他这样便被当地人制服了，因此，在毛利人及欧洲人的叙述中，他是不可能得到赞扬的。相反，历史书籍往往倾向于暗示，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应当受到惩罚，在“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被杀死简直就是活该。
杜弗雷纳的副手朱立安·克罗兹证实，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是残忍的，他们往往通过屠杀来进行报复。不过，安妮·萨尔蒙德研究文化碰撞的作品却描绘出一幅更为细致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杜弗雷纳不仅卷入到了毛利人的对抗之中，他还卷入了两个跨文化的世界的对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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