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契约——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关于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的协定——在全球性的力量和殖民地团体政治间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殖民契约是为“自由的”殖民者和劳动者设计的,同时它也是建立在早期的民主基础之上的,尽管契约只是为白种人服务的。
在自由党的领导之下,开垦土地开始被人们认为是解决都市问题的万灵药。乳品加工业日益机械化,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新出口经济则复兴了有关建立更加密集的殖民地的计划。独立性——殖民者及其家人有一块供自己建立家园的土地——的思想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在19世纪90年代,王室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殖民者的需求。随着殖民者人数的不断增长,随着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愿望的日益强烈,新土地越来越稀少,而土地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891年,第一届自由党政府(百分之六十五都是移民)试图让殖民者能够获得土地,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机会。
这个目标预设了一个有关典型户外生活模式的集体观念,而且这个观念就具体体现在殖民契约之中:殖民者依靠农耕来实现家庭的独立,并享受物质上的安逸。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仍然为北岛毛利人所有的1100万英亩(440万公顷)最好的土地,而这对乳制品业的发展来说是最为理想的。
它同样也意味着要在南岛购买大地产,并将它们划分为适合于种植谷物和放羊的小农场。毛利人拥有的土地多数都丛林密布。于是,在北岛尽可能廉价地从毛利人手中购买土地,并用它们来为殖民者建立林产便成为了首要目标。
事实表明,在1870年至1890年这段时期内,北岛中部各个部族丧失了其主要的土地。然而,在1892年至1899年间,政府又用775500百英镑来购买另外的270万英亩(108万公顷)土地,其中,每英亩的平均价格为5英镑9便士。这些土地都是通过“土著土地法庭”而夺得的。
与此同时,政府为南岛欧洲人所拥有的地产每英亩支付了84便士。到1907年,殖民者又私下得到了另外的423000英亩(196200公顷)土地。因此,作为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土地购置的结果,超过300万英亩(120万公顷)的毛利人土地被转移到了殖民者的手中。
在随后的十年中,1890年毛利人仍然拥有的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八都被殖民者巧取豪夺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剩下的好土地都落入了殖民者手中;而且,在政府所策动的这种土地转让中,其价格都是极其低廉的。
通过贷款而提供的低廉借贷巩固了殖民契约。对那些手头并不怎么宽裕的人来说,政府则扮演了地主的角色。在1892年,为了向无钱购买永久产权土地的殖民者提供保障,政府推行了永租权(999年的租期)的政策。与此相对的则是,土地承租人将资本积攒来改善经营条件。不过,能够让人们最好地领悟殖民契约精神的自由主义法令是 1894 年的《殖民者贷款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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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土地贷款仅仅适用于白种人。正如里夫斯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些贷款包含了另外一种地区性试验:在整个大洋洲的各个殖民地,政府向殖民者提供的贷款是对“地球另一端”的“事业”的“特别奖励”。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利率的增加,殖民地农场主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利率更加低廉的资金。政府提供给殖民者的贷款同样减轻了英国投资者“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农场业发展规模的疑虑”。
能够获得资金的小农场主、农业劳动者及他们的家人成为赢家;他们是一群最能够进行自助的人,如果说最终的结果能够说明他们是胜利者的话,那他们确实是一些“值得帮助的人”。偏处一隅的巴兰斯丛林殖民地是政府贷款给殖民者所产生的结果。
该殖民地是以第一任自由党总理约翰·巴兰斯的名字来命名的,它位于帕希亚图阿和玛纳瓦图峡谷之间,是塔拉鲁阿山脉中的一个面积狭小的地区
最重要的还在于,郊外的房舍和园地开始成为新世界的殖民契约、家庭土地理想以及家庭所有制的象征,它将“城市中的乡村”这一观念从旧世界中照搬了过来。不过,与中世纪的欧洲前辈不同,这些人口密度很低的郊区房舍没有向天上发展,而是向外部扩展,结果形成了新西兰城镇的“新都市边疆”。标准的新西兰房屋源自于乡村房舍,而非西欧的联排式住宅。
它们是一些由四五间屋子所构成的平房或别墅;和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城市一样,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新世界理念、设计和布局。当地的木匠在修房屋时都利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书籍里面的建筑模型。普通的新西兰房屋不同于太平洋沿岸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同类房舍之处在于,它们主要是由木材修建而成的。(地处极南端的奥塔戈则属例外)。
自新西兰的城镇建立之初开始,城郊理想便存在,它存在于建立韦克菲尔德殖民地的各种观念之中。这个理想以男人为中心,同时也以家庭为中心,它建立在熟练工人阶级的各种价值观念,即受人尊重男女各司其职、节俭、节制和安全感等的基础之上。
到1911年,百分之四十九的白种人居住在人口超过2500人的城镇地区,而澳大利亚的同类人口所占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五,美国则为百分之四十六。在这些白种人中,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居住在4个主要的中心城镇,百分之十八的人居住在诸如北帕默斯顿(居住人口为1万102人)这样的小城镇中。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毛利人则主要生活在乡村。
到191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上家庭所有制所占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其比例占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家庭所有制是新西兰殖民者建立起来的主要土地使用形式。
我们可以用“农场主是自由党首选的值得结盟的对象,他们代表的是一些后起之秀”这样一种观点来调和“自由党倡导熟练工人的价值观念”这一主张。殖民契约在奶牛场变为了现实,同时,在城郊地区,在普通的小型房舍及家庭园地中,它一样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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