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的氛围中，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现在日益出现了一种要求对它加以控制的趋势。大洋洲的各个殖民地决心抓住机会开发用以出口的新商品，同时通过建筑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国家试验”大厦而控制其社会后果。1891年至1912年，在自由主义政府统治期间，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和公务人员致力于将新西兰创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创了一个大洋洲的国家发展模式。
政治学家阐明了澳大利亚的制度是如何借助殖民地的民主公民权来干预全球化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似乎是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它具有五条政纲：白人的澳大利亚、关联而有限制的移民；仲裁;保护；“国家温情主义”；“帝国的仁慈”。事实上，它是大洋洲的：它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居民为了加强“内部防御”以应付一系列想象和现实的共同外部威胁而做出的非同寻常的反应。
对全球性力量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关注对大洋洲所有殖民地的管理都产生了影响，它还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威廉·彭伯·里夫斯是一家报纸的编辑和一名自由党的政治家，他帮助塑造了这种国家发展的地区模式；同时，作为一一名历史学家，他将这种模式写入了新西兰的历史之中。
他概要指出，“国家试验”要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追求自由主义理想的过程中有国家干预。作为民选和民治的政党，自由党推动了民粹主义思想的发展。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国家干预以使其更容易“开展”，并创建一个文明社会。
大洋洲的试验包括：企业型国家，妇女选举权和就业法，用于发展的廉价土地，控制资本主义和竞争（即全球化）给劳工所带来的后果，给予老迈的拓荒者老年津贴，排斥外国人及不需要的人员。政治学家将19世纪90年代的各种国家试验描绘为社会自由主义，而历史学家则将它们视为实现白种人理想社会的基本思想、或者说是建立民主新世界的再次努力。
在这个时代中，支持进行排斥的各种力量与拥护包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前者受帝国优越感观念影响，它倡议以牺牲非欧洲人为代价而促进殖民者之间的民族团结；后者源于启蒙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它让妇女从中得到了好处。毛利人则既是包容的对象，同时也是受排斥的对象。
后来，历史学家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和视角，而认定这些国家试验是一些不同的民族描述。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的自由党被视为是殖民地的实用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被认为是一些激进分子和人文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被认为是强制实施社会控制的技术专家的话，那么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则将他们诠释为民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
在他们的描述中，自由主义时代是中央集权和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现代新西兰国家得以成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当新西兰出生的白种人开始在数量上超过移民的数量时，社会开始安定下来。“土生欧洲人”对自己这种身份的自豪感体现在当地的各种结社、从毛利人的世界中借用而来的各种主题、有关新西兰是“毛利之乡”的各种冥想之中。随着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增强，思想观念统一为新西兰是试验场、新西兰的人民习惯于获取“第一”和攀登新高峰。
另一方面，对新帝国主义史学家而言，在自由主义时代，一种新的体系从旧体系中发展起来。按照贝利奇的观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西兰加强了它与英国的联系，而不是努力争取民族独立。在经过“循序渐进的殖民化”时代之后，以冻肉、奶油和奶酪等的冷冻形式而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导致了“重新殖民”，它如桥梁一样有效地将新西兰和英帝国的中心伦敦联系在一起。
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贸易商英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一个偏远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手段，以应对全球化，并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市场上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不过，这个论题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它仅仅将自由主义时代描述为“循序渐进的殖民化”和“重新殖民化”间的“过渡”阶段。它并没有明确地将二者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尽管新西兰人含蓄地用与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来取代了另外一种方式。
新西兰对英国以及它与英国之间联系的重视是以牺牲它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牺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间共有的国家发展为代价的。然而，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殖民地自由主义者为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制度都是大洋洲所共有的，也是其所特有的。而且，帝国主义激起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强化了帝国主义。
为了写出一部平衡的新西兰历史，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维度都是必要的。大洋洲的国家试验有助于向帝国主义世界推销这些殖民地。作为新西兰的总代理，里夫斯在伦敦写出了两卷本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家实验》并非偶然。英国是唯一一个严肃的全球性大国，伦敦则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随着交通方面的革新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英国在全球的经济迅速增长。虽然蒸汽船让大洋洲的殖民地能够向英国市场出口产品，但关键的技术进步还是制冷；新西兰在1882年首次运送了冻肉。制冷不仅导致了经济的革命性发展，而且也导致了新西兰文化的革命性发展。
当新西兰农业进行结构调整以向英国市场出口食物及纤维制品之际，它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英国资本的帮助之下，从1895年起，新西兰从经济停滞的局面中走了出来，这早于同样开始生产出口食品的澳大利亚东部殖民地。
大洋洲各殖民地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而分散，技术变革所需要的海外市场和资源遥远而脆弱，大洋洲发现进行工业化并非更为有效。而且，英国投资者也不会同意，他们和英国的殖民者一样，都相信大洋洲“自然资源的好处”。
考虑到欧洲精神图谱的力量，当时并不存在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新西兰经济的扩张注定要由家庭农场来完成，因为全球资本也接受田园牧歌式的神话。
旨在远距离管理出口经济的各种革新从政府扩展到了商业领域。股票和常驻代理是大洋洲对孤立的地理和历史所做出的反应的具体体现，它们降低了长途销售的成本，传递了有关英国资本的信息，并通过殖民社会的网络而建立起了各种联系。
由于国土狭小，新西兰便依靠此种创业精神来驾驭不稳定的局势和股票。股票作为资本，常驻代理机构作为当地农场主和全球（英国）出口市场间的理想贸易商，它们一道成为了商界的主导因素。
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加强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经济依赖性。随着殖民地与英国双边贸易关系的日渐加强，以及殖民地对这种贸易关系的日渐依赖，不仅殖民地的经济进行了重组，而且它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景观都进行了重组。制冷产生了剧烈的生态效应，它同样提高了这样一批人的期望，对他们来说，田园牧歌就意味着进行小农场经营。事实上，羊肉和奶制品在国家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到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形式。
为了平衡殖民地对全球关系的调整，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公务人员决心创建一个社会试验室。这包含了政治学家所谓的社会契约：一种在人民中间做出的安排，其中，这些人民承认他们在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并按照民主社会的要求来为人处世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如同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一样，在新西兰，自由主义党派在殖民资本主义和企业型国家之间设计了一种社会契约。在新西兰，这种社会契约是一种殖民契约，它被包括在了其国家试验之中。在经过19世纪80年代的困境之后，这种殖民契约通过重新致力于巩固理想社会来平衡新的出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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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新世界”和“危机”是一组对立的词语；就是“新”西兰的这一思想也要求避免旧世界的各种弊端。而且，他们希望让新西兰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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