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家族纽带、文化和政策转移、贸易、旅行和通讯等将大洋洲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查尔斯·赫斯特豪斯的前殖民者提议建立一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邦，一个事实上的大洋洲共和国，当然，他将澳大利亚西部（这里重新引入了罪犯）排除在外。
他推论说，这些地区土地、矿藏和农业资源的“深厚自然财富”将为英国货币市场上的信贷业务提供更好的保障。到1890年，大洋洲已经开始指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新西兰、斐济、“和任何其他大洋洲内的英国殖民地或领地”。
在1890年墨尔本大洋洲联邦会议及1891年悉尼联邦大会上，新西兰代表、主张实行畜牧主义的政治家威廉•拉塞尔上尉将该殖民地描绘为“大洋洲相当遥远的一个部分”，从而在“大洋洲更为遥远的殖民地”和“澳大利亚殖民地本身”之间进行了区分。拉塞尔的最大问题在于，大洋洲是否应该以英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范围这样的身份而组成联邦。
是大洋洲而非澳大利亚预示着一个新西兰可以归属于其中的共同体，也正是大洋洲为毛利人和白种人相互依存的特殊性质提供了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西兰战争强化了人们对更好的种族关系的信念。在1891年，拉塞尔再次强调“土著不动产所有权”问题处于“非常严峻的时期”，白种人一毛利人关系“极端重要”。
新西兰人思考的不仅仅是与澳大利亚人间“亲缘关系的深红色纽带”（帝国血缘纽带）；政治家们仔细掂量着气候和环境对英国种族关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别出心裁地推想成为英国人会意味着什么。拉塞尔告诉澳大利亚人说，新西兰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民族类型”。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常常处于平衡状态,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实上，帝国主义可以显示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也可以显示为帝国主义，二者的特性并非是泾渭分明的。1905年，理查德·杰布提出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这个有点似是而非的名称。
对杰布而言，“帝国的灵魂”“并非只有一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日渐觉醒的爱国主义，另外一个则是英帝国传播文明的“终身使命”。新西兰的许多人都赞同他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土生白人”土生白人是殖民者用以指称他们自己的名称，而毛利人则被他们用来称呼土著居民。
紧随澳大利亚白人之后，新西兰白人在寻求他们的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内向，他们将自己的目标投向了原野一丛林一与未来，这种未来更多地是由陆地而非环绕的海洋所塑造的。许多人为随后大洋洲的“解体”所做的解释都将其归结为1890年前后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剧烈变动。
19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了。殖民地是否在1885年至1895年陷入了“长期萧条”的问题是有待加以讨论，因为“萧条”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上的收入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不是在下降。
因此，相比于他们此前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生活条件变得更差了。历史学家之所以强调其是“大萧条”，原因在于其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失业，家庭不和，小孩衣衫褴楼，女工受人剥削，经济全面崩溃、地产市场猛然下降，为期十年的信贷危机，频频发生的破现象产，政府的不稳定等等。
他们指出了新出现的阶段矛盾，以及因旧世界的痛疾——例如，服装工业中妇女和儿童的艰辛——在新世界的出现而引起的道德恐慌，这促使皇家委员会在1890年出台了一个报告。在劳动者的乐园中，一位精明远虑的丈夫和父亲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理想的社会难道已经倾覆了吗？移民的希望和神话难道仅仅是错觉而已？
19世纪80、9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20世纪80、90年代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诸多相似之处：金融机构表现欠佳、大商人纷纷破产、政客卷入投机活动，而政府内部事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私人借贷的疯狂”凸显了银行透支借款而带来的问题，其中，银行经营着自己的借款开发项目，而这恰好与殖民地政府所进行的开发项目相类似。
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英国资金的急剧减少——伦敦借贷的枯竭———给环塔斯曼地区的金融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正如伦敦的借贷对19世纪70年代的繁荣起到了加油打气的作用一样，英国信贷的萎缩则进一步加剧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经济的萧条。借贷枯竭并非仅仅因为外部原因，即：伦敦的金融家因殖民地获利的下降而感到惊恐。
在19世纪80年代，新西兰的投资机会并不比塔斯曼海对岸更具吸引力，但那里的投资同样也迅速枯竭。教训便是发展需得产生足够多的出口收入，如若不然，伦敦就会加紧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虽然奥克兰较达尼丁和克赖斯特彻奇更晚经历艰难时刻，地方及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公共开支、毫无前途的商业冒险以及过度的房屋建筑成为了各个主要城镇的特征。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奥克兰郊区建筑出现了繁荣，不过到了1886年，则出现了2000幢无人居住的房屋。
低利贷款和房地产投机打倒了当地商界中的许多人。它可能同样也伤害了满怀热望的郊区居民，他们为抵押借款所苦，其梦想家园却无法出售。
时局的艰难，再加上英国人所树立的榜样，促进了环塔斯曼劳工运动中非熟练工人“新工会主义”的发展，这一运动主要出现在与出口相联系的行业之中，参与者主要是海员、码头工人、剪毛工人、煤矿工人及裁减女工。到1890年，各地劳工运动中一共出现了200个工会，并拥有63000名成员。
工会和船主都发展起了各自的大洋洲联合会，海员和煤矿工人则组成了“海运理事会”，该机构在1889年成为“澳大利亚海运理事会”的隶属机构。位于达尼丁的“联合汽船公司”成为了海员和煤矿工人的主要敌人，因为它垄断着新西兰的煤矿产业及环塔斯曼的船运业。
仅仅是建立工会的行为便被雇主认为是攻击性行为。就劳工运动而言，重要的是让工会获得承认，因为非熟练人员很容易就给取代了。新工会主义坚持要求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公民地位——“只雇用会员”，以反对坚持“订约自由”的雇主所主张的市场自由主义。
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矛盾的不断加深引发了海员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1890年9月，它由悉尼蔓延而来，至少有5万名澳大利亚工人及8000名新西兰工人都参与其中。
海员罢工并没导致有关方面出面进行仲裁，不过，罢工还是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种观念之上。萧条和冲突引起的各种危机共同促使人们对整个建国计划进行重新思考，从而推动了重新规划政府各种职能的计划，其中，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居间调停殖民者的新社会和全球压力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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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样，与世隔绝及领土狭小的状况迫使各级政府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决定了殖民地的条件，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企业型国家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将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试验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伴发生。
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寻求在英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以便应对危机之际，在寻求出路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新西兰因冷冻技术的发展而得到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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