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与和王丽在半年前就分了手，出现这样的结局并非出人意料，甚至对张与这个畜生来说，能和王丽谈这么久，本身这个事情都让我很惊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花心的人。
我后来知道当时是王丽提出分手的，张与为此痛苦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张与比我看得开，他没有跑去大黑山去跳悬崖，毕竟和我比起来，他的感情来得快去的也快。
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说不清，只是自他们分手以后，张与就不再去学校，再也没有在宿舍见到他的身影了。
而我和他们两个依旧保持着联系。我还约王丽及她的同学来家里吃过饭，他们的分手不影响我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但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车祸那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永远都忘不掉，我经常想起王丽的父亲在公交车里跟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临死前对我的嘱托，我想王丽的父亲的意思并不是要我照顾王丽一辈子，他只希望我在学校里能照顾王丽，而照顾王丽这件事情，被我外包给了张与，而他确实也做的很好，甚至差点就可以照顾她一辈子了。
但是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半年多，张与也和她分手半年多，王丽也已经升到了大三，大学里的生活，她应该非常清楚明白，应该能够应付自如，能够对自已的大学生活甚至未来有所规划了。
大学同学基本上都出来找工作了，有些还处于待业状态，与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张与毕业后到了他叔叔的厂里工作，他爸爸也有这个厂的股份，因此，张与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顺利许多，而且工作不仅轻松，工资还蛮高的。
他的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工作，把同班许多辛勤读书、费力考各种证书、挣扎着找工作的人击得崩溃。在别人还在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里面，拼命挤进去投一份简历的时候，他就已经舒舒服服地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抽着烟看着报纸了，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轻而易举替代了许多人四年的勤奋苦读。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我们读的大学感到悲哀，更为那么多拼命苦读四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人悲哀。而张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拼命，大学四年里他所有的事情只有喝酒、游戏和女人，有时候甚至一两个月都看不到在学校，考试也全部靠我帮助才没有挂科，完全只是混了一个大学毕业证，但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一直过得都是轻松模式，享受人生。
毕业后，我和张与仍旧像在大学里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喝酒。照样像当年那样，喝得头晕目眩。只不过分手时，我们得各走各的，各自回到自已的家里，不像以前，我们可以相互扶持着、胡言乱语晃荡到宿舍。
在这个城市里，有张与这位好朋友，我时时感到满足，至少除了苏晴，还有一个寄托在。
其他同学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老家，一部分跑到更大的城市去打拼了。
有留在本市的因为彼此关系不太好，或是平时不怎么熟悉的，我们都很少联系。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是校对，社里每天都能收到许多稿件，有电子稿的，也有直接把一包厚厚的书稿邮寄过来的。
每份稿件都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只是很多时候，这些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都要落空。
社里更多的是直接采用那些有名望作者的约稿。
当然，在我将近半年的接触里，所有的出版者都是商人，以利益为重，只要能取得最大利益的稿件，其他没有商业利益的一律拒之门外。
由我校对的稿件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学术性也不强，校对后也只是一稿或者二稿，最终定稿并不由我来完成，这工作并不难，只是每天8个小时面对电脑，常常使我头晕眼花。
下班后，我不得不走一段路，睁大眼睛看路上的风景，以解决工作中狭小视线带来的视觉疲劳。电脑看多了，影响的不仅仅是视力，还有身体的平衡感。走路时，我经常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于是我尽力控制身体的幅度，摆正走路姿势。
熟知，我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是假象，真象是我越控制身体的幅度，身体东倒西歪的越厉害。结果，常常撞到人。
过去两年，家里所有的开支几乎都由苏晴负责。而我每月只有家里供给的生活费，后面的家教费也理所应当没有再拿了，除了偶尔到校外兼职写作之外，我没有收入，因此，过去我总是拒绝接受苏晴给我买东西。
为了早日改变这种局面，我一毕业就找到了出版社校对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来应聘这份工作的人有几十个人，最后只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一位主考我的老师告诉我，聘用我是因为我用的修改符号都很标准。
我突然想起，我用的这些修改符号标准均来自大二时上过的“编辑与出版学”这门课老师给我们发的一本由几张白纸装订起来的本子上，去考试时，我找出来随便看了一遍，结果刚好用到。
这件小事成全了我，我突然觉得大学里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无用处，有些时候无意中学到的东西，说不定在哪天就能用上，成为自已最为关键的助力点。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我吃惊的地方，吃惊的是，毕业之前，我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大学生幼稚无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说法嗤之以鼻，我认为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编造出来欺负我们学生的，欺负我们年轻什么都不懂。
但是在工作几个月之后，我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我觉得大学生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无知的。
比如说赚钱，我想起，当初我们在宿舍里夜聊时，谈人生谈抱负，个个都胸怀抱负，激情四溢，个个对未来都充满理想。甚至在大学里，我们就想创出一番事业，毕业后个个都已经成为老板，对外面的打工人不屑一顾，认为只有没有能力的人才去打工，真正厉害的人都自已在外打拼事业。
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好，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宿舍里聊这种话题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各自都能设计出一套属于自已的创业方法和理念。
不过毕业后，我就不这么想。如果面跟同事谈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我肯定要被嘲笑的疯掉，甚至自已想想自已曾经和室友们谈论的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可笑和幼稚。
再比如说交际，对于这方面，我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与张与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饭店和小店都混得如同自家一样，连水果店里的小妹都跟我们亲昵的像一家人，还时不时地把卖不出的水果免费送给我们吃。
张与还与镇上几家网吧的老板混到称兄道弟，见面还装腔作势的相互递香烟。
最绝的是，一次张与帮室友打火车站里的订票热线，听见对方姑娘的声音很动人。于是，他快速订好票，然后迅速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多少？”
69書吧
姑娘问：“你说什么？”
张与又重复了一遍刚才问过的问题
姑娘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讨厌，还真跟张与聊了起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见面，这令众人惊讶不已，不过没多久，他们就见光死。
事情暴露后，张与时时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被动人的声音迷惑，迷人的嗓音下藏着可怕的魔鬼。
这个比喻，我怎么都没想通，问过张与多次，他都不愿意回答。最后，一个见过那姑娘的室友告诉我：阿拉伯神灯里出现的魔鬼就是那个女人。我想了想，觉得这两者还是没什么相似，不能用来比喻。
我正想再问张与，他突然对我大吼：“靠，我语文学得没你好，你啰嗦个屁！”
不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势看人，不以貌取人，以品质交友，曾成为我大学时代交友的标准。不过过完四年大学后我才发现，这些标准竟然没有一条用上，尤其在不以貌取人这点上长得抱歉的女生统统被枪毙掉。我感到，以后不能再把自已标榜的太好，免得做不到，遭人耻笑。
但现实就是这样，这个社会的交际就是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势看人，以貌取人，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大学时候交友的标准和观念，拿着大学的那一套去社会上是结交不了自已想要去结交的人，看品质去交友往往只会结交到没有品质的人，而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势交友，至少能取得实惠的利益。连我们在大学都做不到的，更不要说在社会上了。
上班后，我把曾经单纯完美激进的想法全部抛掉，做了一个安分守已的人。做好本职工作，与同事搞好关系，虚心听上级的话，是我的座右铭。
半年后，我惊讶的发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原来激进、热情的我现在变成了稳重、圆滑的人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更像个有家室的男人了。
我与苏晴很少有同一天休息的时间，难得有一天一起休息，又碰上是周末。我们便带苏雨出去玩，但每次出去玩也去不了什么地方，只能在这种城市里去游玩。而这座城市，几乎所有免费旅游的地方，我们都带苏雨去玩过。另外，两年来，只要碰上我和苏雨两个人在家，我也会带她出去玩。
有时并不纯粹为了玩，只是为了能出去走走。我相信人在某种情况下，是需要更大一个范围的，不为了什么，纯粹需要，在家待久了会抑郁，只有出去了，多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看看外面的景物，心情就会好很多的。
苏雨跟着我，也渐渐乐于此，即使出去什么都不做，单纯的走走也是很开心的。我们渐渐变得越来越有默契了，或者是越来越像父女，我对此相当高兴，我和苏雨的关系原来有好了。
每当傍晚，天色昏黄，或者人流拥挤，或者路人稀少。我牵着苏雨的小手，一个路灯一个路灯走过，这个时候我就想得特别多。我也想起我在电视里看过的画面：一个好看的男人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等待过马路，我依旧觉得他们是在等一个女人归来，和我们现在一样，等待着苏晴回家。
我自认为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只是环境会影响到我，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牵着的是亲生的女儿那该有多好，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去给予我的唯一。
可以说我自私或者无私，都不能说明问题。我只是这样想，我知道，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希望，连同我放弃苏晴的想法，我也不能否认我没有这样希望过，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总是会
可是，事实给了我最大的决定，或者是肯定。我绝不可能放弃苏晴和苏雨。她们在我的生命里，已经密不可分，甚至超过了我的生命。
那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做到像我这样如此疼爱苏雨，即使有一天，他从监狱里出来要回苏雨，并想好好照顾她，我想他也不可能超过我对苏雨的爱，他能为苏雨做到的实在太少了，而且苏雨接受不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
我相信，那时苏雨也不会轻易放弃我，或者不会轻易接受他，因为我和她生活的时间是最长的。
对我来说，不管他怎么做，我都已经处于优势。然而，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苏雨能接受他，毕竟他是她的亲生父亲，不管他犯过什么错，他的血缘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血缘关系是没法改变的，我不会把它剥夺掉。
这个想法在两年前陪苏晴去监狱，我独自站在接待室外等待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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