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康九年的时候，晋惠帝临朝听政，群臣纷纷聚集在朝堂之上。朝贺的礼仪结束后，太子洗马江统心中充满忧虑，他看到中原地区一半的土地都被夷族占据，匈奴的刘渊占据着晋阳，羯戎的石勒盘踞在上党，羌人姚弋仲在扶风地区，氐人苻洪据守临渭，鲜卑的慕容廆则在昌黎一带。这些夷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多，江统担心他们日后会生变故，于是向惠帝上表进言：“这些戎狄之人，表面上看起来和人一样，但内心却如同野兽一般贪婪、凶狠且没有仁爱之心。陛下应该尽早断绝这种隐患，否则他们必定会扰乱我中华大地。”然而，晋惠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江统见自已的表章没有起到作用，心中的担忧愈发强烈，于是又撰写了《徙戎论》，希望以此来警醒朝廷，随后将其呈递给了晋惠帝。惠帝接过奏疏，仔细阅览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那些夷族、蛮族、戎族和狄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偏远荒凉的地方。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后，西边的戎族就立即发动了叛乱。他们的本性贪婪，性情凶悍且没有仁爱之心。在四方的少数民族中，戎狄的这种特性尤为突出。当他们势力弱小的时候，就会畏惧并臣服于我们；而一旦他们变得强大，就会侵犯我们，发动叛乱。
在他们强大的时候，即便是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英雄人物，也曾在白登被围困；汉文帝时，也不得不驻军灞上严阵以待。而当他们势力弱小的时候，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国力已经相对衰弱，匈奴单于却主动入朝称臣。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足以证明戎狄的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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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治国之道的君主在治理夷狄时，只能时刻做好防备，采用常规的方法来抵御他们。即使他们前来磕头行礼，献上礼物表示臣服，我们的边城也不能放松警惕，必须要坚固防守；当他们凶暴强悍，成为寇贼时，我们也不能轻易发动大规模的远征。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境内获得安宁，边境不被侵犯就可以了。
在曹魏兴起之初，与蜀汉政权分隔对峙，边境地区的戎族，有时归附这边，有时归附那边。晋武帝将武都的氐族迁徙到秦川，这样做是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自已国家的实力，以便抵御蜀汉的侵犯。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长久的利益所在。如今，我们已经尝到了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
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直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戎狄应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是我们同族之人，心思必然与我们不同。而我们却趁着他们衰败的时候，将他们迁徙到京城附近的地区。当地的百姓因为熟悉他们，就会轻视他们的弱小，从而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气深入骨髓。
随着他们人口的繁衍增多，就会滋生出叛逆之心。他们本就有着贪婪凶悍的本性，又怀着愤怒怨恨的情绪，一旦有了可乘之机，就会发动叛乱。而且他们居住在我们的疆土之内，没有险要的屏障阻隔，能够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百姓，掠夺野外散落的财物。所以他们的势力能够逐渐蔓延，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事实。
就像犬马在肥壮的时候，就可能会咬人，更何况是这些夷狄呢，他们怎么会不发动变乱呢？只是看他们目前还比较微弱，势力还不够强大罢了。
治理国家的人，忧虑的不应该是人口的多少，而应该是国家是否安定。以我们四海的广阔，士人和百姓的富足，难道还需要夷狄居住在国内，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吗？对于这些夷狄，我们都可以明确地告知他们，将他们遣送回原本的区域，这样既能让他们这些在外漂泊的人产生思乡之情，回归故土，也能消除我们华夏民族的细微忧虑。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得到实惠，也能安抚四方，从长远来看，这才是正确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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