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新西兰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都更能为《圣经》中的句子‘所有的肉身都有如青草,而所有的善举则犹如田野盛开的鲜花’找到理由”,1940年,为纪念新西兰成立一百周年,《缔造新西兰》这本绘画概览开篇便对草场进行了这样的论述。对新西兰人来说,圣经的这种说法有多重含义,它涉及“生态帝国主义”、为英国生产食物及在战争中牺牲最优秀的年轻人等问题。
在帝国的食物链中,英国的草料被进口到新西兰,作为冻肉和奶制品,它们又被重新出口。从圣经中引用的词句表明,新西兰确实是一个奶与蜜之地。这一借用的词句同样也成为了一首在澳新军团节庆典之际吟唱的赞歌。新西兰不仅仅把帝国的草种加工成为血与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及加利波利,它的优秀男人还纷纷为国王及国家而捐躯。
在4月25日澳新军团节这一天,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都要佩戴着虞美人,以他们共有但却各有特色的澳新军团传说来纪念这些作为“战地之花”的最优秀、最英勇的年轻人。他们始终牢记《在佛兰德斯战场上》这首诗歌。1915年,加拿大医生约翰·麦克雷创作了这首诗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各国纷纷对其加以改造:在佛兰德斯战场上,虞美人随风飘舞在纵深的战壕间,一行又行它的所在即我们的战场;天空中,云雀依然勇敢地飞翔、歌唱,透过下面的枪炮声,依稀可闻。
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来说,加利波利和西线的战场为英勇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平民军人的故事提供了原型。创造神话有助于让人们接受所遭受的可怕损失,这些损失在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至今都无法衡量。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西兰经历中创伤最为深重的事件”,它在“一代男人们的身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伤痕”。
战争消灭了一大批个子最高、身体最健康的“A,”型男人,这些男人被列入适宜于服役的行列之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新西兰男人被派遣前去保卫帝国,他们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十。在服役的117000名新西兰人中(101000多人在海外服役),17000人战死。另外还有3300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中服役。伤亡十分惨重:人数超过59000,伤亡率为百分之五十九。几乎所有早期应征入伍并活了下来的男性都受过伤,因此悲痛和创伤是深重而持久的。
通过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影响新西兰食物、健康和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就同样可以获得对其国家认同的了解。1907年9月,新西兰的名称和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它由一个殖民地转变为自治领,这让它受到鼓舞。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一样,它也成为了英帝国中与自治的、杰出的“白人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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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觉得国家与帝国、新西兰与“海外的大不列颠”是彼此冲突的,因为他们具有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对这个巨大的帝国主义大家庭中所有的兄弟而言,伦敦继续就战争、和平和对外政策做出决定是势所必然的。新西兰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遵照依赖大不列颠力量的防卫政策的必然结果。
1914年8月,当英国对德宣战时,保守党的首相比尔·马西保证给予英国其所期望的忠诚和迅速的支持,新西兰人也纷纷进行响应,他们积极地参加志愿军。政府召集了四支远征军。第一支军队在三天之内就召集了起来,之后这支军队便起航向萨摩亚进发,并于8月29日在那里登陆,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他们控制了德属萨摩亚。这一迅速的反应体现了殖民政府长期以来是多么地贪羡萨摩亚。同样,它也表明英国恢复了指挥权,因为海军部指导着国土防卫军的调动,它还组织“澳大利亚号”战斗巡洋舰对其进行护航。
8月28日,8000人的军队主力已经准备前往埃及。但是,由于没有海军的护卫,这支远征军——一度是曾经离开新西兰的人数最多的军队——不得不一直等到10月份。这时,他们加人到了离开西澳大利亚海岸的澳大利亚帝国军队的运兵船中,并在这年年末抵达了埃及。帝国当局将这两支分遣队组合成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师,该师和澳大利亚第一师进行合并组成了澳新军团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1915年4月,它在加利波利登陆。
加利波利成为了民族神话中的关键事件,它标志着澳新军团传统的开始,它与甚至更为出名的澳大利亚澳新军团传说相类似,但却有着自己的特色。然而,从1916年开始,人数最多的一个师——新西兰师——主要是在法国服役,它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在西线的索姆河沿岸、在佛兰德斯的默西讷以及在著名的伊普尔河的帕森达勒,新西兰损失了13250人,几乎是在加利波利战死的2700人的5倍,它比新西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人员还要多。
1915年,加利波利登陆成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它是两国“后起之秀”的代表经受首次全球性的考验并证明他们男人气概的所在地。澳新军团表现出了公民的最高境界,士兵们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在帝国林立的时代,这样的考验来自于欧洲的战场之中;由于加利波利所在的位置,在加利波利登陆的男人们被比作了特洛伊英雄。
这次战役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成为了澳新军团中的邻居,它既让两国与大不列颠联系起来,同时也让它们有别于大不列颠。加利波利的澳新军团展现了英国人最优秀的品质是如何在大洋洲开花结果的;在加利波利,这些男人们证实了战争的残酷和毫无用处。在现实以及传说中,他们都英勇地坚守阵地,不过,该战役最终还是失败了。
由于这些男人们首先在加利波利撒下了热血,它便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场所。大多数战死的人们都没有确切的葬身之处;他们的尸骨仍然被掩埋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在1915年4月25日登陆后的一周年之际,澳新军团日便成为了一个重要庆祝和哀悼的日子。在军人当中,军队错误地在那里进行登陆的一个小海湾很快便得到了澳新军团海滩或澳新军团湾的名称。
1985年,为纪念该战役进行七十周年,土耳其正式将其重新命名为阿里博努滩安扎克湾。在实施此举的过程中,土耳其承认了该地的神圣地位,以扩大前往该地朝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数;同时这也加强了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不断发展的联系,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溯着“他们先辈的足迹,以期重申他们自身的部分遗产”。
为了纪念1915年4月25日这一天以及那些在随后的冲突中服役和牺牲的人们,一个如此强大的传统被创造了出来,一些人甚至愿意将4月25日作为新西兰的国庆节。作为对公众心声的回应,澳新军团日在1922年成为了一个和星期日一样的全民假日和“神圣的节日”。它成为了“一个表达哀思的方式,而非一个歌颂战争的机会”;与此同时,它也是澳新军团精神的体现,对于一些悼念者来说,这种精神便是国家的核心。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自的传说相似的重要主题是勇气、忍耐力、爱国、战友间的情谊、幽默及面临可怕事情时举止得体等,所有这些都为两国间所具有的共鸣及他们所受到的尊敬提供了解释。对于忠诚的公众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的是一次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而进行的战斗,一次为英帝国的生存因而也是为了文明的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征兵人员恳请首批澳新军团为了“最伟大的事业,为正义、公道和自由”而战。因此,即使加利波利战役是一次失败,但它仍然是一次豪壮之举。
从一开始起,加利波利大灾难便意味着牺牲:它是由本土社群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捍卫帝国,是为了大不列颠族群也是为了整个帝国大家庭。新西兰人认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人,一些英国现在对他们欠了情的人。1915年出版的《新西兰阵亡将士花名册》用英王乔治五世对“新西兰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所展现出来的壮举和英勇,他们确实证明了自己不愧为帝国子民”的祝贺来减轻103页阵亡者照片的影响。
与成为澳大利亚偶像的是穿制服的恶棍不同,由拓荒农民转变而来的新西兰士兵的典型则是绅士。至少有澳大利亚人在场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一名绅士,他的长官鼓励他“以整洁的着装和严肃的举止而表明两支军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是奥蒙德·波顿《沉默之师》中描绘的文静的新西兰人。
作为澳新军团中人数较少的一个合作伙伴,新西兰人将自己界定为既不同于澳大利亚人也不同于都市英国人的战士。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共同的澳新军团认同又使他们在力量、主动性和足智多谋方面不同于英国的士兵和他们的长官。在法国的各条战壕中,澳新军团也开始将自己描绘为“挖掘兵”。
“澳新军团”已经是一个更加正式、严肃和与众不同的称号,“挖掘兵”则是一个非正式的用语,它反映了新西兰先锋营和工程兵在挖掘战壕和隧道方面的技巧,同时也反映了着他们拥有共同的堑壕战经历和及共同的殖民遗产。“挖掘兵”是“战友”,一名在佛兰德斯的士兵写道:挖掘兵和朋友,伙伴与密友——谁说一个名称没有含义?
与此同时,在战争开始时期被称为“汤米·福恩里夫”的新西兰士兵到1917年已经被称为“几维”,这体现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他的不同。一如澳大利亚学者肯·英格利斯解释的那样:
在整个澳新军团中,至少挖掘兵都分别被称为“澳洲人”和“几维”:战争赋予了这两个南方自治领的公民两个不同的词语,这两个词语将他们与来自大都市的英国人区别开来,这是显示两国具有不同民族性格的又一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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