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最低程度之干预”的举动：难怪历史学家将殖民局的战略描绘为没精打采的回应。英国拥有广泛的全球利益，但这些利益仍然以欧洲及遏制法国为中心。帝国仅仅是英国众多的战略和商业利益的一部分而已，而大洋洲则更是其中更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殖民局非常了解它的情况；殖民局官员主要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官员、总督、军官以及传教士和他们的资助会社等资讯代理人写回的信件和书面报告而获得情报。
1831年，岛屿湾的首长恳请威廉四世提供英国的保护，以让他们免遭英国臣民的侵害，并抵制法国的野心。1833年5月，詹姆斯·巴斯比——他的工资由南威尔士殖民地支付，当然，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他支付工资的——以英国殖民官员的身份抵达当地，从而开始了英国官方象征性的干预活动。
首先采取行动的不是伦敦而是悉尼，他们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他们正在为伊丽莎白号”的野蛮行径而采取补救措施。悉尼的商人意识到新西兰的部族冲突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巴斯比与他的老婆在坐落于怀唐伊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农场上修建了房屋（现在被称为条约纪念馆）。
巴斯比是一名文职官员，而不是一位可以调动军队的军官。事实上，作为第一位警官，他的工作就是“维持安宁”其中也包括拘捕逃犯。毛利人很快便将其称为“没有牙齿的看家狗”，土著法律依然盛行。南太平洋地区的内部动力已然占据了首要的地位，这迫使以悉尼为基地的殖民地政府将例行公事的警察制度延伸至新西兰。
与此同时，伦敦则提供了新基督教帝国主义的理论，虽然说这并没有花费什么成本。在殖民局，詹姆斯·史蒂芬爵士抱有福音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在19世纪30年代关于英国种族优越和帝国命运的讨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更为清晰的种族层级结构正在出现”，“‘独立性’——一个源自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观念——是公民道德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观念则是对它的强调。
按照它的说法，各个社会都在通过勤劳的奋斗而沿着各个发展“阶段”向高级文明迈进。正如福音主义所订正的那样，基督教帝国应该进行干预并加速这个发展进程。恰好在帝国发生这种变化之际，自由交往的概念突然流行起来，大洋洲无疑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具有的权力”这样一种盛行于全球的断言的最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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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权力将如何应用于新西兰？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帝国政府没有获取主权的动机，而且不管怎样，它都不得不克服因为缺少资金而导致的惰性。巴斯比作为殖民官员是毫无权威可言的，他自己的财产还遭到侵占。
但是，他在两个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这有着持久的象征意义。首先，在1834年，他想出了新西兰（毛利人）运输船只悬挂旗帜的主意，具体的旗帜则由北方的酋长进行挑选，这样，他们的船只便可以自由进入澳大利亚的港口。毛利人悬挂旗帜也有着自己的想法，这时的旗帜变成了毛利人主权和认同的象征。
其次，在1835年，他设计了一个《独立宣言》。参加“新西兰部族联合”的35名酋长签署了这个宣言，后来又有另外17名酋长签了字。该宣言认为，新西兰是英国人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尽管这和太平洋其他地区的陈请活动相似，但北部的酋长却认为他们宣布了自己的主权。
这成为了将来人们经常加以引用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以北部区为基地、重新创造出来的“奥特亚罗瓦部族联合”宣传他们拥有独立的主权，其理由便是他们的祖先签署了1835年的宣言。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巴斯比设计独立宣言的本意是为了使新西兰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从而使法国无法染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巴斯比需要有一个借口来召开酋长会议，他确实也从夏尔·德·蒂埃里自塔希提岛发出的一封信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借口。
他宣称德·蒂埃里企图在新西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将建立在他认为已经从传教士托玛斯·肯德尔手中购买了的土地之上。巴斯比毫无困难地让当地的酋长相信德·蒂埃里构成了威胁。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巴斯比确实是有一点惊慌了。当他向悉尼的总督伯克解释时，他的反应便是要求召开酋长会议：
以便他们可以宣布这个国家的独立，并坚持将下列问题当作一个集合体来对待，即：他们对主权所拥有的完整而排他性的权力、他们捍卫主权完整性的决心，及将任何提议在他们的领土内获取主权的人视为公敌的决心……。
由于该提议显然是对19世纪30年代整个澳大利亚盛行的“无主地”原则的一种蔑视，伯克对它没有一点好感。现在学者们仍在争论的是，这个文件等于是宣布了主权呢，还是环塔斯曼海地区主张实行英国法律的表述而已。或许，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本来就是同时为二者服务的，设计者在设计之初便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读者加以了考虑。
在英格兰，圣公会是反对殖民的，其反对的理由是，殖民导致了对土著民族的不公正和伤害。相反，英国国教会及其对手卫斯理公会都支持英国慎重而正式地进入新西兰。
随着传教士热情的不断增长，他们加紧向殖民局推销“致命影响”的主张——即，新西兰很快就会没有原住民了——并将其作为进行干预的理由。在兼并新西兰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二者齐头并进，传教士则始终站在最前沿。
一些人则将“致命影响”看作是将英帝国将势力延伸至新西兰这种“势所必然”的有利借口。现代历史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传教士，而是开始更多地重视殖民地政府——-特别是它在环塔斯曼海地区的活动——以及它与毛利人间的互动。
然而，对于理解新西兰来说仍然关键的一个事实便是，英国开始正式干预的时间是与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对英国的基督教帝国主义的信念并驾齐驱的。1839年的世界已经不同于18世纪晚期——当时，英国当局在悉尼建立了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的世界了。
教会内部的宗派主义对当地的集团政治产生了影响。来自于法国和爱尔兰的神父及后来修女所传播的罗马天主教给毛利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一种可以用来和他们的新教邻居相竞争并用以维持独立认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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