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都分别称强制性仲裁是一项关键的制度，它体现了国民的心态。这两个国家是强制实行产业协调和仲裁的先驱，而产业协调和仲裁则成为各种产业关系的支点，同时也成为了这两个国家后来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支点。
在新西兰，劳工部长威廉·彭伯·里夫斯是1894年法案的设计师。他的部分思想来自于南澳大利亚自由党总理查尔斯·金斯敦所起草的一个议案；还有一些思想则来自于新南威尔士和马萨诸塞。新西兰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自由党一工党联盟产生了独特的制度。然而，新西兰的例子同样也可以证实这样一个论点，即：自由主义思想把强制性仲裁塑造成为了一种观念和一种制度。
在自由党的思维中，仲裁的运作是为“人民的自由、繁荣和满意”。除了向殖民者提供的贷款之外，国家对工业争端进行的仲裁也构成了殖民契约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而并非仅仅是为了劳工阶层。一如约翰·巴兰斯解释的那样，“和劳工阶层一样，资本家也必须同新西兰的进步和命运认同在一起，这是通过居住和履行一名殖民者的所有责任的方式来实现的”。
战略重点再次被放在了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与此同时，努力实现工作场所的和谐，从而实现各种政治和社会目标。大洋洲的各殖民地都采用了这一战略，并将其作为应对全球化的另外一种方式，其原因在于它们都太小了，不足以对国际贸易周期施加影响;相反，在时局艰难之际，它们都会采取行动以避免发生争吵。
这一制度旨在保持劳资双方间的平衡；在新西兰，它要求设立地方调解委员会和仲裁法庭。从理论上讲，它在不可预测的出口经济和工人的安全保障要求之间实现了平衡，因而确保了普通人能够获得人们后来所谓的“均等机会”。
一些历史学家暗示，这种地区模式是在金融危机和劳工纠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它同时还结合了早期民主以及各种改良不列颠的思想。事实表明，各种长期的发展趋势更为重要，它们是殖民地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允许中产阶级专业人作为政治家和公务人员开展社会工程的企业型国家的发展趋势。共同而类似的问题和政治机会产生了一种跨塔斯曼政策转移的模式。
1894年，大洋洲强制性仲裁的经典形式在新西兰得到了采用，1900年，它被纳入了西澳大利亚的法令之中。虽然西澳大利亚在19世纪90年代因淘金热潮而出现了繁荣，不过，这一繁荣也让它同样依赖于出口。1901年，新南威尔士采纳了强制性仲裁的政策，此后，澳大利亚联邦在1904年、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在1912年都先后采取了此种政策。
反过来，新西兰则从澳大利亚那里获得了关于通过立法形式来进行仲裁的原创思想，以及稍后一个时期里关于工人福利附加政策的原创思想。仲裁成为保障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移民们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奔波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则宣传新西兰是“劳工的乐土”。
通过援引1907年澳大利亚仲裁法庭所做出的著名的哈维斯特判决，新西兰仲裁法庭采用了“生活工资”的原则，即，家庭工资应当足以维持一名养家糊口的男性、一名依靠男人的妻子及三个小孩的生活。家庭工资是以性别为基础的，它使妇女和儿童依附于为养家活口的男性而制订的劳工政策。
它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劳工阶级有权结婚和拥有一个家庭，有权挣得足够的工资以供养家人过“小康”生活。按照这种设想，家庭工资的功能是要成为抵御全球性市场的壁垒，因为它是建立在生活成本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市场价格基础之上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拥有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影响澳大利亚工资运动的因素也是和新西兰相同的，然而，在1890年至1913年间，新西兰雇佣劳动者的生活还是要比澳大利亚的工人更为艰辛。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到1913年，新西兰依然没有落后澳大利亚多远，而且，新西兰白种人享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寿命。
1890年前，实际工资增长较生产力增长更为强劲。1890年之后，全球化提高了生产力并改善了贸易条件；然而，相对于1890年之后的产权收入而言，工人的工资却减少了。殖民契约的受益人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技术进步——最为显著的便是制冷技术——中获得了最多的好处，因为冻肉和奶制品的出口增加了他们土地的相对价值。若非国家进行的仲裁试验，重新流入地产的收入还会多些。
当实际工资与工人的期望及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不相一致时，劳工阶层的好战性不断增强就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1896年首先利用仲裁的西海岸煤矿工人开始反对仲裁。1908年，矿工号召在布莱克波的当地煤矿进行了一次名为“疲劳时刻”的罢工。他们的行动预示着以“新西兰劳工联盟”形式出现的、激进而反对仲裁的独立劳工的崛起。联盟的五名主要领导人中有四位是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而其他一些人则有着在英国和美国的矿石工作的经历。
他们献身于阶级斗争，这为他们赢得了“赤色联邦分子”称号，他们从左翼发动了对仲裁制度的攻击。1912年，金矿工人在怀希进行了罢工。社会动荡在1913年达到了高潮，各个矿山和港口出现了劳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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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不仅仅体现了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信念及这种信念对行动的呼唤，它也反映了工作模式的全球性变化及思想的流动，思想的流动使得各种不同政见得以发生交流，从而对动荡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赤色联邦分子”为自己是“工人”而骄傲，他们在信奉工匠工艺联合主义的家庭男人——他们从仲裁制度从获得了最多的好处——中强化了一种竞争性的男子气概模式：一个吹嘘自己具有男人的独立，珍惜同事情谊和自己的汗水，控制着自己的工作场所及生活的“真正”男人。
不过，“赤色联邦分子”的脱离反而有助于仲裁的继续存在。到1912年，殖民契约构成了政府的基础。小农场主成功地将新西兰转变成为了“帝国牛奶场”，他们按照自身的阶级利益需要来对自耕农神话进行驾驭，以便在奥克兰农场主比尔·梅西及新保守改革党的统治下获取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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