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我还没有完全从“7.20组织事件”醒悟过来，明白过来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赵上秋，在这场事关组织生存的关键时刻，被迫急匆匆的上任了。
赵科长是一名8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他四十有二，身高在175公分左右。清秀的脸庞，微微发福的身材，尤其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宛如一阵风吹过；他为人忠厚老实，只是不善言谈，与人碰面常常以微笑或点头算是和你打过招呼，仅从其外表来看，或许你会认为他的言行有时还有点“木”，然而，如果你有幸和其共事，相处时间久了，你便会发觉其实他是一个大事不糊涂，小事很“谨慎”的人；他不仅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在公冶炼厂干部中名列前茅，而且在职工家属中也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性格秉直，直言不讳。有时候也会因为坚持正义和个别领导发生“争执”。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认识。
也可能搞技术的人都不善于言语表达，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我开始和其正式共事后，我才发现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每当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或安排工作时，每句话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而且从来没有一句话称得上完整。有时候，你很难明白他给你说的具体是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所以大多数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句话他只说了前半句，而后半句话就靠你去“领悟”了。所以理解他的“意图”，你必须要展开想象的翅膀，要不然你就会搞错他的真实意思，通过我和赵科长近一年的合作，我发觉自己基本还是可以理解他的意图，也因此获得了他比较满意的评价，包括他后来力荐将我由科员升职到主办科员。
在赵科长紧急就任组织科长后，厂里也给我们部门新调来了一名科员。他就是陈少华，因为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们经常称之为小陈，而这个小陈整日心思不在我们组织部门。工作时间总是想着他之前的产品推销业务，因此，自然难以搞懂和理解赵科长为其布置分配的工作或任务，被赵科长时常训斥和批评就在所难免了。也许他压根也不喜欢进入这个部门，更不喜欢这种“务虚”的工作。调入我们组织部门不到三个月就强烈要求调回到原计划采供部，没有办法，最后赵科长只好让他打道回府了。
曾有人说过，做组织工作的人讲话一定要隐晦，做事一定要游刃有余。或许正因为我的赵科长“逢人只说半句话”的性格特征和处世方式，才被我们的于厂长从五六十名冶炼厂科级干部中经过慎重考虑，精心挑选出来，继而接任冶炼厂第二任组织科科长一职。
当与我一起共事了三个月的新搭档小陈，因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岗位而不得不离开组织部门后，冶炼厂领导不知道出于什么因素考虑，再也没有增调人员到组织部门。因此，组织部门，在我的第二任科长就任一年时间里，基本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下属了。可能是由于我的“悟性”还可以，能够很好的配合第二任科长的工作，或许是为了充分调动我工作的积极性，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在年终先进评比时，为我争取到了先进工作者的名额，同时又力荐我的职务由一般科员升职为主办科员，最后通过上报公司组织部审批，我的职务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晋升为了部门主管，工资也相应的升了一级。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给我的两个特殊待遇，让我在内心对其感谢的同时，更加明白和懂得了任何时候，只要你工作做好了，作为领导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如果你再遇到一个懂得尊重下属，明白领导者的政绩离不开下属的托举这样一位“开明”与“正直”的上司，你一定会感到幸运的。因为并非所有领导都会像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这样知人善用，懂得给下属以应有的精神与物质鼓励的。
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觅，就是这个道理，而机遇往往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得失。应该说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不仅懂得技术，更懂得管理学。
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部门领导，其下属累死累活为他鞍前马后奔波，甚至说，恨不能把命搭上为其工作，但是，只要出成绩了就是领导自己的，而一旦有了问题必定是下属的。
一个好的上司，会让你累并快乐的愿意为其工作，而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只能让你在身心都遭受其“虐待”的前提下，恨不得让他早早滚蛋下台。
尽管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与我共事仅仅一年，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身上的正气，同样给我的人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良好的品德”“一身的正气”“倔强的性格”等等，或许这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凡能进入组织部门的人，身上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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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相处前前后后不到一年时间。在所有明人眼里，他根本就不想卷入到这场“政治风波”之中，更不愿意听到冶炼厂上上下下人们对其的非议；“临危受命”也是迫于无奈。他更不想让我们冶炼厂职工家属背后指责他“乘人之危”。加之，我的第一任组织科长和赵科长他们两家人之间一直来往密切，而他本人也是从内心敬佩军人出身的老科长。我的第一任组织科长的意外被“罢官”，多多少少让他感觉“伴君如伴虎”的潜在“风险”，或者，他认为专心搞技术，才可以避免职业生涯路上的一切不安全系数。
在国字类企业，搞党务的历来被人认为是“务虚”。赵科长本人又是电气设备专业科班出身，对于“党务”更是不感兴趣。所以，从他“临危受命”担当这个组织科长开始，除了重大问题非他亲自出面来解决外，一般情况下，科里面很多杂事小事，他就全权委托我来处理了，似乎这段时间我摇身一变，成了组织科的“常务科长”了。
从其上任伊始，到他卸任，他的办公地则居无定所。因为他几乎不在组织科的专有办公室主持工作。
自从他就职后，组织安排给他的组织科长办公室空空如也，连一张办公桌子，一把办公椅子也没有。厂福利科工作人员几次催促他尽快把办公桌椅和办公用品领取后搬到组织部门，都被他巧妙的搪塞过去了。有时，厂办的人想亲自帮他把办公用品搬到其办公室，同样被其婉言拒绝了。虽然他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组织科长，但是他每日上班却依然在设备技术科。可以说组织科里常常由我来唱“独角戏”。
不仅许多琐碎小事，我要亲自处理和接待，就是遇到一些不能决定的事情去找我们的赵科长，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因为他经常会深入到生产一线，不是在车间，就是在班组，帮助生产一线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设备故障。
三百多个日子里，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在这种“名存实亡”中一天天缓步推进的。而我的这段组织部门生活经历，也是在这个难以言表的月份中慢慢煎熬的。
作为我们冶炼厂党政领导，原本预想的赵科长上任后一定会呈现出一个崭新工作局面的愿望，一步步化为了泡沫。许多工作不仅不如以前，甚至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的状态，而作为我这位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也明显感觉到组织工作的开展与推进，也没有之前那样得心应手了。
经历和耳闻目睹过“7.20组织事件”的一些干部，从这位于厂长“执政”后相继抛出的几个“大手笔”开始，便重新开始深思和矫正自己的言行了。以前敢于直言的人，现在说话也变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了。
与我一直接触比较紧密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纪检干部，之前，他常常到我办公室向我反映个别干部不检点言行，以及群众的意见，甚至包括某位干部的作风与贪腐问题，但是，自从“7.20组织事件”后，他再到我的办公室时几乎不说这些事情了。即便有时忍不住想对我讲时，他也像做贼似的，先从办公室探出脑袋看看楼道的情况，完后再把办公室房门从里面反锁一下，这才会轻声细语的，轻描淡写的，向我透露一点所谓的职工群众意见。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你说你们科长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出身，就因为敢于直言，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让人寒心啊，这要是在部队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再有几年就退休了，也没有那个心情去管别人的闲事了。我早发现你的性格和你的王科长一样直率，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你现在年龄还小，还情有可原，但是，一定要汲取教训，决不能重蹈覆车。”
没有想到，一件表面看起来很正常的“人事任免”决定，竟然会在干部职工中产生如此强的“波动”效应。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企业领导人，如果你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和决策，那么你就会成为职工“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这个企业历史发展中一个“污点”，成为阻碍企业公正公平道路发展的绊脚石。作为企业的掌舵人，如果你把正在朝着光明方向急驶的航船，突然转舵，让它驶向黑暗，那么这艘航船不是触礁，就是沉没！
我的第二任组织科长上演的“空城计”，本身就是对这场“事件”的最大讽刺，同时也在某个方面预示着这场风波的必然结局。
在赵科长就任的这一年时间里，很多事情都来得太突然，出现的非正常事情太多，尤其是很多杂乱的事情干扰了我正常的思维。所以这一年里，留存在我脑海里的几乎没有几件大的事情，或者说冶炼厂上下都在静观其变。
也许是我这一年还没有从那个事件的惊愕中醒悟过来，所以对我和赵科长相处的这段日子里，组织工作以及生活经历，竟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内容。
我和第二任组织科长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我十年的组织生活中，犹如观看了一场无味的电影似的，一闪而过。既没有给我留下过深的印记，又没有让我产生大书特书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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