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篇：静安长宁
第二十八站：延安中路913弄—徐志摩旧居
四明邨，如今的延安中路913弄，也曾经是徐志摩在上海的旧居。这是有据可查的。有文章说：“著名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于1927年10月在北京结婚。同年12月，新婚夫妇携手南下，入住四明邨923号。”
若干年前经过那里，看到过墙上有块牌子写着这里是徐志摩旧居。这次再去，牌子却找不到了。我走进这个村子，询问几位正站着聊天的中年男子徐志摩旧居。其中一位说：“在那里马路中间，造高架的时候老早拆迁掉了。”
四明邨恰恰拆掉了徐志摩住过的第一排。真的很可惜。这条弄堂里，除了徐志摩，还有很多名人住过，包括章太炎、周建人、胡蝶。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上海时也曾住在这里的徐志摩家中。
于我而言，最可惜的是，这里是徐志摩的浪漫爱情轰轰烈烈催生出许多爱情诗的地方。
坊间传说，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四大恶人之一云中鹤的原型是他的表哥徐志摩。因为徐志摩曾以云中鹤为笔名。人们说，金庸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而徐志摩则是个蔑视礼教的情种。由于他与原配张幼仪离婚，跟陆小曼结婚，他的父亲宣布与他断绝经济往来，这些金庸都是知道的。金庸也对此十分的不齿。不过，也有说，金庸其实很尊敬这个名满天下的表哥，说过自己深受他的影响。其实，即使金庸真的把徐志摩写成四大恶人中淫邪的那个，我觉得也多半出自一种自得其乐的幽默。有一点是云中鹤和徐志摩共享的：他们都是情种，虽然此情非彼情。
徐志摩确实是民国时期的大情种，他先后追求了民国的两大女神。林徽因之美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后来林徽因选择了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但徐志摩显然仍一直爱着她。最后诗人就是专程坐飞机赴北京为林徽因组织活动因飞机失事而亡。连死都是死于爱情。陆小曼也是女神级人物，画家，京城交际花一枚。当时是“有主”的，而这个主是徐志摩的朋友王赓。后来王赓主动退让，成全了徐陆。
都说徐志摩的代表诗是《再别康桥》。我倒是更喜欢他的《雪花的快乐》。这首诗就是徐陆结婚后南下入住四明邨后，1927年12月在这里写下的。诗人把自己比喻成雪花，“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首诗也被视为经典，收入了大学语文课本。
第二十九站：常熟路113弄（善钟里）21号—沈从文旧居
沈从文1928年到上海，第一个住处是在今日的常熟路113弄21号。113弄几年前被静安区“复名”，叫回了“善钟里”。弄堂口图文并茂地描述了这个复名行动。善钟里是条美丽的弄堂，左侧一溜排着花园洋房。从21号的门旁信箱可以看出来，这一栋房子里住了十家人家，房子虽然漂亮，但里面却是蜗居群体。当年，沈从文住的看来就是里面最小的寓所，说是个亭子间。
可是这小间却不便宜。沈从文在给北京一个朋友的信里，称自己的住处“塌而霉，塞”，说是每个月房东要收十三块，外加倒马桶费一块钱，打扫灰尘费一块钱，洗衣费一块钱。至于这说的是这个洋房亭子间还是后面马当路或淡水路的住处，便没法求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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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湘西凤凰，一个“乡下人”。本来他对北京就没有什么好感。对上海就干脆反感。他说他盯着马路上每个人看，发现一百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里合格的不到五个，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都好像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他说，我想我是不适宜做上海人的。
他说，我在上海就是个文化工人，每天要拼命写作，不写就没钱，没钱就生活不下去。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说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的是生命力的枯竭。面对上海，他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说，如果在这里待下去，他的生命力也要枯竭了。
沈从文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丈夫》写的是乡下人被城里的腐朽文化感染。在上海，他还写了小说《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分析道：“和《边城》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乡下人的自傲和尊严。”
当代名作家贾平凹对沈从文推崇备至，说他伟大，称他为天才：“今天我讲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接受其启示而是不可复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
中国有几位作家接近过诺贝尔文学奖，比如胡适和林语堂都曾两次被提名。但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两位大师是老舍和沈从文。80年代中期，刚当上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力推沈从文，已获得评委会的通过。结果，沈从文恰恰在这一年病逝了。马悦然力争不果，评委会坚持该奖只颁给在世作家的原则，据说这位汉学家为此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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