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站：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5354号—邹韬奋旧居和纪念馆
淡水路东面是马当路，而西面是重庆南路，其实就是横穿上海的南北高架所在的道路。
越过复兴中路，没几步路就到了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看来上海对邹韬奋是高度重视的。万宜坊上方就大字刻着“韬奋纪念馆”。进去后，笔直走，不远的左侧，53号是韬奋纪念馆，旁边的54号是邹韬奋旧居。邹韬奋1930年到1936年住在这里。
旧居应是民居，只能在外面看看。我走进纪念馆，发现里面散开着站了十来个年轻人。有人对我说，不好意思，现在志愿者正在演练解说，希望不影响您参观。
我是通过了解鲁迅而知道邹韬奋的。他虽然有不少著述，但真正著名的几乎没有，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不能算一名作家，而更是一名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版过不少刊物，比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参与建立过一些出版社，比如三联书店。因此，他与鲁迅等许多左翼作家有密切的关系，并起到文学伯乐的作用。
当然，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学，却是绕不开他的。建有纪念馆，在上海，也只有鲁迅和夏衍有这样的殊荣，连茅盾、巴金、郭沫若都没能够。
第十四站：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60号—丁玲旧居
本来丁玲并不值得用三站去描述。只是这一站来得太巧。因为，到了邹韬奋旧居，就等于到了丁玲的另一个旧居。同一个弄堂里，邹韬奋住在54号，丁玲住在60号，多走几步就到了。从丁玲旧居往弄堂口的方向看去，两辆汽车之后就是邹韬奋出没的地方了。
更巧的是，邹韬奋和丁玲都是1930年搬到这个万宜坊来的。
丁玲家的门虚掩着，我便拉开门走了进去。房间很小，里面有几位年轻人坐在几张写字台边。这里显然被一个小公司租用着。我问他们，丁玲住在几楼？他们茫然地看着我。我又问，你们知道这里是丁玲旧居吗？两个女孩子之一答曰：丁玲？然后我便走了出来。我想，或许他们都没有听过丁玲的名字？
这里是丁玲的伤心地。1930年，丁玲和胡也频搬到这里。1931年初，胡也频和左联其他一些作家和一批共产党人一起被捕。丁玲拼了命地想办法。她找到蔡元培，又竭力去找民国元老。最后蔡元培告诉她，他联系上人了，只是还没有回音。他说这话的这时候并不知道，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人已经在上海龙华成了左联五烈士了。
丁玲离开上海，又回到上海。1933年搬到了虹口近市中心的昆山花园路。
第十五站：思南路—豪华名人林荫道
沿复兴中路穿过重庆南路，就进入了右面是复兴公园，左面是由诸多别墅改建而成的著名的“思南公馆“休闲区的美丽环境。再往前走不远，下一条马路叫思南路。
有人把思南路称为上海最美的马路。这话并不过分。这里大树遮阴，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大型老别墅。真的是美。当然，从这里往西，一直到徐家汇，绵延好几公里，这样的马路很多。只是在许多这样美丽的别墅林荫道里，它还是很突出的。
正因为此，许多名人都来这里占个一席之地。多伦路除了白公馆等个别建筑，总体上是条平民街。而思南路就是个豪华版的多伦路。
有一块牌子罗列了这条路上及其周围的名人旧居，这些名人包括孙中山、周恩来、张学良、卫立煌、杨虎城、梅兰芳、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
牌子上也有几位文学大家的名字：徐志摩、钱钟书、郭沫若、傅雷。但仔细看一下，其实这些文学名人并非直接住在这条豪华的林荫道上，而是都分布在它两边的其它马路上。其实他们在这一带倒是住得并不豪华。
第十六站：复兴中路573号—钱钟书杨绛旧居
从邹韬奋纪念馆旁边的路口向西，沿复兴中路穿过重庆南路，再穿过思南路，然后没几步路就到了钱钟书旧居。在路的南边。凡提到这个故址的文字里，都说这里是钱钟书旧居。但实际上钱钟书有个好太太。他的夫人杨绛厚积后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于老公。因此我称这里为钱钟书杨绛旧居。1941年至1949年，钱钟书和夫人杨绛主要住在这个寓所。
钱杨旧居一洗旁边思南路的铅华，实在是朴实得很，甚至相当的民俗生活化。在复兴中路上，573号沿街的底层现在是一家水果店（就是右边写着“果业”的这家的位置）。走进弄堂找到这个门牌，感觉也非常的平民，只比淡水路沈从文丁玲他们的住处档次略高一些，当属新式里弄房子范畴。同样没有挂任何纪念牌。
民国时期，钱钟书在上海过了几段日子：1933年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然后赴英国和法国，回中国后赴清华大学任教，又赴湘西生活了两年。1941年回到上海，1949年再次赴北京。1998年在北京逝世。
钱钟书的身份是学者和文学家。在文学方面，他出版过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篇小说《猫》、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集《槐聚诗存》。与其它文学家比，他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很少。但是，长篇小说《围城》奠定了他的文学巨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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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围城》就是在这个住处写出来的，于1947年出版。当时，《围城》就引起了不小的震撼。80年代，这部小说再度被激活，一时誉满天下，很快就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杨绛和钱钟书很长时间里晃悠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钱钟书生于无锡，民国时在上海度过了不少日子，包括写《围城》。杨绛祖籍也是无锡，但她生于北京，未满百日就随父母到了上海，4岁时再赴北京。这对知性男女于1932年在清华大学相识，一见钟情，定了终身。1935年成婚。40年代的一大半，他们是共同在上海度过的，应该基本上在复兴中路这个居所。
杨绛是个女才子，翻译家，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认为是最佳中文译本。她更是一位罕见的高龄后发力作家。以前觉得列夫托尔斯泰80多岁时还能写出《复活》太了不起了。但杨绛更不得了。她也喜欢写作。可她跻身中国作家前列，则是在2003年，在她的散文随笔《我们仨》出版之后。她那时已是93岁高龄。《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发行量超百万，获得圈内外高度评价，圈粉无数。
有些遗憾的是，钱钟书生前虽然知道夫人是才女，却还不知道她也会是一名大作家。
不知是否是幻觉，我总觉得钱杨夫妇的文学作品与卡夫卡有不解之缘，或深受卡氏的影响。钱钟书《围城》的开篇名句“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总让我想起卡夫卡《城堡》里的主人公怎么走也走不进城堡的事迹。而杨绛《我们仨》开篇那幽灵晃荡般的笔触更让我想起卡夫卡的风格，那感觉介乎于卡夫卡和蒲松龄之间。
第十七站：南昌路136弄11号—徐志摩旧居
回到思南路，往北走，再向东拐进靠近淮海路的南昌路，不远处就是传说中的徐志摩旧居所在地：南昌路136弄。
这个弄堂很大很不好找。当高德地图告诉我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我正位于一条支弄的底部，前面是一堵墙，路似乎已到尽头。正好此时一名中年女子走出门来，我便向她打听徐志摩。她笑笑说：前面拐弯。前面还有路？我半信半疑地向那墙走去。果然柳暗花明，可以拐弯。拐弯后进入的是那堵高墙和这栋房子的山墙之间的一个夹道，宽不过一米。然后我面对着的是另一堵墙。我只能试探着往前走，到了墙根那里，才发现，还可以向右拐，是一道更窄的夹缝，宽也就半米。然而进去后还能向左拐，以同样的宽度。
就是金庸笔下张无忌钻出狭窄的山洞的那种感觉，眼前一亮，我进入了另一条支弄，也就是刚才那栋房子的前门所在。我看到了南昌路136弄11号的门牌，同时看到了门牌旁的大牌子。上面真真切切地写着徐志摩的名字。不过这个牌子上面的字被岁月磨得不行了。要凑近去，才能认出一些大字，小字就完全不行了。但是，不会错了。
有评论说：“徐志摩是中国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这是现在的评论。
徐志摩的作品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等。他的诗名盛极一时，而人们说，他的散文造诣不在诗下。他的诗歌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
徐志摩跟金庸是同乡，甚至是表亲，来自紧邻上海的浙江海宁。但他是1927年才从北京移居上海的。1931年，他乘坐的飞机失事。这位天才诗人只活了34年。
但他的诗、他的才华获得了全世界华人的高度认可。
第十八站：建国中路20号—艾青“旧居”
沿着思南路往回也就是往南走，穿过复兴中路，经过思南公馆这片别墅群休闲区，再经过“周公馆”等众多的别墅，下一条马路是建国中路。向右拐进建国中路，很快就看到几栋庞大的老楼房。这里就是诗人艾青的下一个“旧居”了。
褐色的牌子上写着“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是建于1915年的东印度外廊式建筑。上面的小牌子表明，这是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旧居“外面加了个引号。这”引号“是非加不可的，因为这恐怕是最不可思议的“旧居”了。
这房子看着挺漂亮的。但却曾经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关人的地方，几经沧桑，几经更名。人们习惯称之为“马斯南路监狱”。马斯南路是思南路的旧名。
没错，这曾经是法租界的监狱。踌躇满志从法国学画归来的年轻的艾青，在跟一众画画青年一起被捕后，就被关在了这里。1932年8月1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6年。顺便有感一下有一点我觉得实难理解法国人从大革命以来一直特别重视和强调言论自由，却为何还会有政治犯，还有思想罪，连几个观念激进些的学生都不能放过呢
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艾青在思南路监狱的日子是艰难的，一间牢房关押24个人，又闷热又拥挤。他在监狱中不能画画，于是他悄悄地写诗。
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回忆道：“1933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口看着雪，想起了我的保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了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用新的笔名艾青。”抒情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春光》杂志上发表，引起轰动，从此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个诗人叫艾青，渐渐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蒋正涵。艾青从此弃名改姓，弃画从诗。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呈给你吻过我的唇……”充满激情的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成了艾青的代表作，并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但艾青更让人记住的是那个句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他另一首代表作《我爱这土地》里的句子。跟传统格律诗不同的一点是，白话诗的句子很难有被人们长远记忆的。海子90年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个经典。但海子这句其实字数整齐，是含着传统韵律的。而艾青的这个诗句是民国时的典型例子。它却完全是自由无格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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