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我看到姑姑家门口立着一个大木箱，不知道原来是装什么的。我问姑姑，这个木箱子可以借我一下吗？姑姑说：本来就要扔掉的，我正愁怎么扔呢。你要就拿去吧。
我觉得那次我空前的能干。我走到姑姑家门外，正好看到一个人骑着一辆黄鱼车经过，北京叫三轮车，我叫住了他。我问他，能帮我运一个木箱子吗？不远的。我给你十块钱。他说：长宁区少年宫？好吧，我正好要经过那里。他就帮我把木箱子抬到了黄鱼车上。到了雷家那里，他又帮我把木箱子抬进了院子，我让他放在那个汽车间门口。
我就在这个大木箱里睡了下来。嗬，正合适，我稍微屈一点腿，就成了一个美妙的木床，箱床。
天渐渐地不那么亮了，天空还是蓝的，飘着的云变成了粉红色。我听到了雷的脚步声。这我熟悉。在脚步声快到木箱这里的时候，我坐了起来。雷发出哇的一声惊呼，在晚霞的照耀下，她的脸色本来应该是红的，可是这下子变成粉红的了，跟天上那云有一拼。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在睡觉。她说：你在静坐示威？我说：我是静睡。她说：你疯了。她说我疯了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角有眼泪渗出。
傍晚是脚步声响起的时候。每个人走过这里的时候都会探头看看我。有个小男孩甚至欢呼起来，说：这里面的人象真的一样。他的妈妈探头看了看我，我向她招招手。她回过头去对那小男孩说：这就是真的人。她没问我什么，其他经过这里的人，小孩大人甚至老人，都不问什么。我听到有人说：大概是神经病。这话说得很轻。可是我听见了。我不理他们就是。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直到那个以为我要娶她的儿子的阿姨探进头来，这个不问什么的局面才被打破了。她问我：是你啊？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但是有月光，还有这栋洋房包括洋房的汽车间窗口的微弱灯光照着我们。我说：阿姨您好！她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说：我要结婚。这位阿姨摇着头走开，走进这栋洋房的主楼里去了。
这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我觉得是好兆头。我想起了以前写的一首小诗，那首叫《村野之夜》的，我就念了起来：
我们小小的茅屋，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
我觉得这首小诗就象是为我当时的处境定制的。是的，就是要问一下户口问题。于是我就一遍一遍地念着，还越念越响。直到把雷念了出来。雷探进头来说：你疯啦！我就冲着她傻笑。她扔给我一条毯子，还给了我两个热包子。她刚想说什么，就让她妈叫了进去。
我是看着月亮慢慢地移到木箱的一个角落里圆脸只剩下小半个眼看就快看不见的时候睡着的。我在梦里进入了我的尊师安徒生写的童话，我在一栋洋房下面看见一个大篮子，方方正正的，象个大木头箱子，不过是木头编织的。我想，木头也可以编织？好玩。我就爬了进去，大篮子被拉到了空中，然后我被拉到了一个豪华的房间里，应该是在哈里发的宫殿里，看着我的是四个美丽的姑娘，其中披着婚纱的那个就是雷，其他三个看打扮应该是伴娘。雷问我：你能读几首诗给我听吗？我说：好的。我就读了那首叫《村野之夜》的。
我本打算在这木箱子里住上几天的。没想到，第二天上午，雷就走出来告诉我，她妈同意了。我说：同意什么？她说：妈说，让你准备一下，带好户口本，再到上海来，我们去民政局。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使劲地跳着，然后跳出了木箱，抱住雷继续地跳。我说：我的梦原来是真的。雷纠正我说：应该说梦想实现了。我说：对，梦想实现了，抗战结束了！我想起来另一个方面，我说：你说户口本，我好几年前写的那首诗也应验了，就是我昨晚念的那首。我好英明！雷说：对：顾城最英明。她跟着我的节奏，我们抱在一起双脚离地再落地地跳了好久。
婚后，我跟雷在上海武夷路找到一个新式里弄房子的亭子间，租了下来，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人说祸不单行，其实福也是一样的。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来到上海，约我到锦江饭店见面。这个马悦然可了不得，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里唯一的汉学家，大家都知道的，不久前，2019年，他去世了，享年95岁。他是1985年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的。1988年，他推荐沈从文，评委会已经通过了，恰恰沈从文在当年去世了。由于诺贝尔奖只颁给活着的人，老马力争无效，痛哭了一场。
他也真够倒霉的，当他推荐我也快要成功时，我也去世了。我知道，他又痛哭了一场，而且比当年那次更伤心。当然这是后话了，只是既然说到了老马，这事就提前说一下吧。
老马刚成为诺奖终身评委就来中国，来了中国他就指名道姓地要见我，见了我他就热情地拥抱我，对我的赞美程度之高是我闻所未闻的。他赞美我的话，后来他都写了下来，发表在《瑞典快报》头版头条。那篇文章叫《顾城—中国诗歌的先锋》。他在文中写道：顾城是当今中国的年轻诗人中最优秀的，同时他还是经历过苦难的一位诗人。这样的经历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加入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又因为他是一个热爱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思想的人，所以在依据自己丰厚的国学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元素，因此他的诗歌有一种很奇妙的魅力，可以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象一股海风一样吹到今天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
“中国年轻诗人中最优秀的”，这是多么高的赞誉，没有更高的了。
老马这篇文章在西方和中国都造成了轰动效应。国内有些人甚至认为我收买了老马。我一个连正常收入都没有的所谓诗人，拿什么去收买？不是笑话吗？
西方国家纷纷邀请我去开讲座，我提出必须由我的妻子陪同，他们也同意了。也就是说，同意也承担雷的旅费。于是我和雷就去了欧洲，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典、丹麦、荷兰、法国、英国，还没有从欧洲返回，又收到了香港和美国的邀请。所到之处，我都特别的受欢迎，受到无穷的赞誉，许多西方媒体报导了我，荷兰教授称我和雷的诗歌是那届德国明斯特诗歌节上最大的亮点，香港作曲家给我的好几首诗谱了曲，一时唱遍大街小巷，美国媒体说我是那个中美诗歌朗诵会上最受喜爱的诗人。我觉得自己象足了一个国际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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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那是我的黄金时期，套用一句俗话：爱情和事业双丰收。要说我不得意，那是假的。要说我忘形，那倒真没有。我和雷经历了艰苦的奋斗，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迟到的婚姻，迟到的事业，一切都迟到了，可是毕竟都实现了。
先让我再得意一会儿吧。不得意的事情就留给下回去分解。
好吗？小虾米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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