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红25军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
这里已经是陕甘苏区的边缘，周边基本没有发现敌情，这让一路在敌人围追堵截中不间断作战、跑路的童子军，终于有了喘息之机。
在这里,鄂豫陕省委开了一次会,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调整军的领导班子。由徐元清任军长,程运城任军政委,戴英任参谋长,述申任政治部主任；此前，行军途中，吴紫云牺牲后，军部简单商量后已形成这种分工，这次予以确认。
二是决定对全军进行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动员教育。就是要注意尊重当地民俗，与当地红军之间注意搞好团结。
9月的陕北,秋高气爽。
很快就要与陕北红军会师了,红25军官兵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北进。
9月9日,到达保安县永宁山。
这时，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到红25军到来的消息后,印发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用各种方式欢迎和慰问远征的红二十五军。
在向永坪镇开进的路上,人民群众夹道迎送，到处都能看到欢迎红25军的标语,听到欢迎的口号,还有这样动人的歌声: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西征北上以来,这支童子军一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生死存亡中拼杀;现在突然看到这种充满亲情的场面,战士们心里格外温暖，有种终于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直想流泪。
9月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这是当时较大的一个镇子。进镇前,为了展现红25军的风采,全军上下认真进行了一番准备。
正式进镇时，红25军各部，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雄赳赳气昂昂地大步前进。
队伍最前面是军里几位领导;紧跟着机关和直属队;再后面就是手枪团。
手枪团都是青黑色着装,腰里扎着皮带,每人背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背后还斜插一把大刀。队伍排着四路纵队前进，非常威风。
手枪团后面是几十名号手组成的司号队,军号擦得锃亮,拴着长长的红穗子,走起路来一甩一飘的很好看;吹号时,号手憋足了劲,不仅吹得整齐,而且极响亮,非常提精神。
再后面是步兵团队。
红25军的武器装备不错,主要是从东北军手里缴获，每个营有6挺重机枪,连有9挺轻机枪。步兵排着三路纵队行进,清一色马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步伐整齐,不时喊几声响亮的口号。
伤病员和大小行李则放在队伍的最后面。
红25军从镇子西面进去,山沟和大路两旁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部队”之类口号,沿途还架起了三四道大彩门。
道路两旁，排列着欢迎的人群。
红25军整齐的队列、着装、装备、精气神，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给人以正规军大部队的感觉。
永坪镇南面,紧靠一条干涸河道，河谷很宽敞。
9月16日,刘景桂等同志率领红26军、27军赶来和25军会师,会师大会就是在这个河道里举行。场面十分热烈动人,两支部队指战员热烈握手,热情拥抱。
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红军胜利会师,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
会场仍在河滩上,北边搭了个席棚台子,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线的左边,坐红25军部队;右边坐陕甘苏区的红军。
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纷纷赶来。河滩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会场洋溢着两支红军部队的手足情谊和苏区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烈感情。
会上，徐元清、刘景桂分别代表红25军与陕北红军讲话。
两军会师后，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党政军统一问题。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撤销红25军、红26军、红27军。
军团领导如下：军团长徐元清，政治委员程运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景桂，政治部主任高崇德、副主任郭申。
军团下辖第75师(由红25军改编):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78师(由红26军改编):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81师(由红27军改编):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
全军团共有7000余人。
应该说，这次改编，由于红25军兵强马壮，在组织与领导岗位分配上，事实上偏向于红25军，以红25军人员为主导。
比如，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与主要领导者刘景桂没有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他表现得很坦然。当时的陕甘晋省委及军委会领导，主要是中央代表。
不过，有些人则心里存在不满，觉得红25军这是强龙压了地头蛇。比如，高崇德就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再如，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政委张明先此前是红25军225团政委；
此外，个别调入81师的干部，与戴英一样，喜欢肃反，他的到来给78师带来不少混乱，导致不少陕北红军干部战士连带着对红25军不满。
当时，陕甘苏区南线之敌东北军的67军已突入边区，开始了新一轮“围剿”。
这个军所辖3个师，除107师驻守洛川，619团及602团共4个营的兵力守备、警戒甘泉一线以外，军长王以哲率110师、129师（该师的685团留驻甘泉）及军直属队、特务营全部进驻延安。
这股敌人对苏区威胁最大，只有首先吃掉他们，才能保卫陕甘苏区。但是，对于这一点，原陕北红军领导与红25军领导之间，分歧很大。
会上，高崇德第一个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二是向北发展如能打下陕北最富的绥德、米脂,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
高崇德就是横山人。半个月前,刘景桂、高崇德带着队伍刚刚打过一次横山,没有打下来。因此，他们还是对横山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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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发言的是徐元清。
他认为，两军整编后，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
他的理由也有两点: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期”。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根据地。
刘景桂同意高崇德的意见。程运城、郭申同意徐元清的意见
两方面都坚持自已一方意见，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时，只能由新任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这一年，朱理治年仅28岁,没有军事斗争经验。这是有个在大学里入党，在高层机关做干部，然后外派到地方的中央代表，而且，他到陕北比红25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朱理治凭直觉，认为徐元清的意见更有道理，可以解决根据地面临的根本危机。因此，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
就这样，朱理治一锤定音，定下了两军会师后第一步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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