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澳大利亚人不同，新西兰在1916年11月便实行了征兵制，目的是为了重建索姆河战役之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的新西兰师。自此以后，新西兰师的增援部队都是由志愿兵和应征入伍士兵混合而成的。澳新军团中的澳大利亚军队在整个战争中依靠的都是志愿兵。澳新军团中新西兰部队和澳大利亚部队间的这种对照对他们各自传说的主旨都产生了影响。
由于没有应征入伍的士兵，澳大利亚人的传说更多地是歌功颂德，并更具有军国主义的倾向。另外一方面，通过推行英国模式的征兵制，新西兰则表现得对帝国更为忠诚；与此同时，它的传说则拥有一种更加悲伤和抑郁的情调，它更为强调对战争中死亡人员的悼念。征兵制在国内战线中同样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征兵制促使新西兰工党在1916年诞生，而在澳大利亚，对征兵制的否决则导致了工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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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征兵制并不等于是一种反战情绪，虽然这两种不同的情绪是彼此重叠的。少数拒服兵役者拒绝进行战斗，他们宁愿蹲监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拒斥战争和杀戮，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他们信奉的主要是一些爱尔兰的、社会主义的、教友派的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忠诚观念。在提倡各个阶级做出同等程度牺牲的西海岸矿工和赤色邦联主义者中，不同意见是好斗的。
一个激进的左翼和平传统的代表们包括了在工党组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工联主义者以及工党政治的领袖，如，未来的首相，来自维多利亚的M.J.（米奇）萨维奇以及苏格兰移民彼得·弗雷泽。阿奇柏德·巴克斯特是诗人詹姆斯·K.巴克斯特的父亲，他同时也是海伦·康农的女婿。在妻子的鼓励之下，他撰写了《我们决不停息》一书，在20世纪60年代该书重新发行之际，它才开始出名，在这一时期，该书所宣扬和和平主义思想吸引了一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
特定的伊维和哈普忠诚确保了一些毛利人是和平主义者。19世纪的新西兰战争造成了为支持王室而战的各部族与为反对王室而战的各部族间的分裂。尽管像特阿拉瓦和纳提珀柔这样的友好部族为先锋营提供了志愿兵，而毛利王运动则声称它的手下不应参见战争，而且，他们确实也没有参加战争。它的领袖毛利王塔维奥的孙女特·普娥娅公主反对毛利议员支持战争。
在对为国王和祖国而征兵的号召进行回应时，她驳斥说：“我们已经有了国王，但我们却还不曾拥有祖国”，原因就在于，她的泰努伊族邦联被不公正地没收了大部分土地。
1917年，政府实施了惩罚性的征兵制，并只把泰努伊族包括在其适用范围之内，而没有包括其他伊维，然而，怀卡托人却对此进行了抵制并取得了成功。同样，在偏远的乌雷威拉，特·库提虔诚的继承人先知鲁阿·柯纳那反对志愿兵制。他遭到了逮捕，开始受到非法贩洒的指好接着又被控以莫须有的煽动罪。因为蔑视政府，他一直被监禁到1918年。
与拒服兵役者意气相投的女性和平活动家们借用对母亲职责的信念来进行抗议，她们声明，母亲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生命，其目的并不是要为资本家提供炮灰。她们的任务是促进和平与仲裁。她们养育儿子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杀戮其他母亲的儿子。1916年成立于克赖斯特彻奇的“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主张，作为“世界之母”，她们担负着从事活动以结束武装冲突的全球责任。
一些妇女希望志愿前往海外服役。尽管有两名女医生穿上了军装，她们分别是爱格妮思·班尼特和伊丽莎白·古娜，但多数冒险到最靠近前线地方的女性都是护士，其中，600多人在海外的战地医院和医疗船上服役。克赖斯特彻奇医院的纪念性小教堂是新西兰唯一的一座一战护士纪念堂，它的建立是为了纪念1915年10月“马凯特号”沉没时遇难的3名当地护士。在这次灾难中，10名新西兰护士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19名医生和23名澳大利亚护士。妇女们将自己的任务限制在非战斗性的母性角色范围之内，她们加入了各种爱国组织，通过各种展览会和音乐会笔售资全
并向战士们提供“慰藉”。在她们从事的所有爱国主义工作中，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就是针织活动；对妇女而言，一双双织针代替了刺刀。《女士针织手册》声称：“男人们出发前去参加战斗，妇女们则在家中等待并从事针织”。
总督的妻子利物浦女勋爵领导了妇女们在战时所从事的各项努力，她担任着各种妇女慈善组织的领导人和资助人的社会角色。在一个体现国内战线也存在平等的姿态中，利物浦女勋爵和毛伊·波玛尔博士（爵士）的妻子、毛利人征兵委员会主席米利娅·波玛尔（后来的波玛尔夫人）共同建立了“利物浦女勋爵和波玛尔夫人毛利士兵基金”，并向新西兰（毛利）突击营发送包裹。
作为母亲，妇女在私人和公开的纪念活动中作为送丧人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25年，《新西兰先驱报》在追悼战争死亡人员的时候，对“那些在新建战时纪念碑前放置花圈的家庭‘让他们自己的战士不断地受到纪念”的行为大加赞赏。
作为唯一载有地区阵亡战士名字的地点，地方战时纪念碑成为城镇或地区悼念人们失去儿子的地方，他们葬身于如此遥远的地方，许多人的坟穴甚至不为人们所知。由于新西兰社会的流动性，一个人的姓名可能会出现在他出生地和地区主要城镇的多个纪念碑上，这加深了社会对他们的纪念。一项调查表明，一共存在366个这样的城市纪念碑。
多数澳新军团纪念碑都是由石头修建而成的。它们通常位于橄榄球场，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纪念碑都仅仅是一些方尖石碑，而百分之十七的纪念碑则为拱门或门柱。在百分之十的纪念碑顶部则铐刻着“挖掘兵”的徽章。
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外，纪念碑上仅仅铐刻阵亡者的名字，这不同于澳大利亚的纪念碑，因为澳大利亚的纪念碑不仅纪念阵亡的人们，它们对仍然活着的人们也加以纪念。在奥马努，居民们从1919年开始种植纪念性的橡树，以让他们对孩子们的纪念犹如绿树一样常青。
橡树是一种帝国的象征，但它又具有个人的性质，而且是与道德品质和道德的再生相联系的，它把各个地区的孩子们当作“战地之花”而加以纪念。无论是以石头还是以橡树作为纪念，它们所乞灵的想象共同体仍然都是帝国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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