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堆城钼业公司冶炼厂十八年的渡劫中，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足以影响和推动冶炼厂走向壮大与强盛的几件大事，不得不在这里重点提一下。
虽然这几件事，自己因为有其他工作，未能亲自参加，但是，老一辈冶炼人都直接参与或者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传播者。
冶炼厂12层多膛炉建成投产前几年，由于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再加之操作工在操作上的不成熟，导致炉膛在焙烧钼产品过程中炉料结块，耙臂耙齿断裂，炉底塌陷等事故频发。
1991年12月，发生在冶炼厂多膛炉的抢修炉底大会战，堪称冶炼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英大会战，也是最能体现和诠释什么是“冶炼精神”的一次会战。
冶炼厂所有机关科室干部，以及后勤人员，包括厂职工医院的医护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当时这场大会战。
他们和焙烧车间岗位工人一起，清理炉内物料，钻进炉内拆卸耙臂耙齿，搅拌混凝土，搬运耐火砖……
作为冶炼厂80和90后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也许觉得不就是检修多膛炉吗，有什么值得写的？
是啊！也许你觉得不值得一提，但是，我坚信当你看完这组当时抢修大会战的现场照片后，你的内心一定会被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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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时检修者劳动现场的画面，看看他们衣服上的尘土，看看他们专注的神情，看看他们劳动后拍照时，脸上洋溢的笑容！你会有什么感想？
党委书记姜国增，当时年近60岁，一连数天，他都坚守在抢修现场。他亲自钻进炉内，查看情况，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现场制定抢修方案，所有问题都是在现场解决。
这种上下同欲，不畏艰难，不怕脏累苦，敢打硬仗，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仅深深影响着参加大会战的所有干部职工，也奠定了“冶炼精神”产生的根基。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回想起这次会战，还是禁不住眼眶湿润。
1991年10月份，日本十大钢铁公司采购部来冶炼厂考察，与冶炼厂签订了氧化钼压块和压球协议，并要求冶炼厂在几个月内完成合同任务。
当时冶炼厂工程技术人员，不要说没有生产过氧化钼压块和压球，就连生产压块压球的设备都没见过。至于后期生产面临的工艺与设备难题，更是未知数。
面对这重重困难，冶炼人没有被吓倒。时间就是金钱、合同就是商机。以厂长卢爽晰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成员，迅速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积极组织人员外出采购设备，学习取经。在设备安装调试后，立即组织安排生产。
冶炼厂成立了数个以班组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压球突击队”，三班作业，加班加点，马不停蹄进行生产。
“团结奋战，为国争光。”。工艺不成熟，设备故障时有发生。哪里有故障，检修人员就出现在哪里；何时出现问题，检修人员就会何时到现场。
压球和压块产品生产出来后，没有大型烘干设备，职工们就用化验室专用的那种小烘干箱一盘盘的去烘干这些产品。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和连续奋战，冶炼厂最终圆满完成了出口任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金堆城赢得了信誉。同时，也再次展示冶炼人不畏艰难、团结奋战，能打硬仗的精神。
1992年，改革后的冶炼厂，不仅科技创新热火朝天，生产经营更是捷报频传。
当时，全厂干部职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位职工，你追我赶。到年底，各车间都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经营任务。车间主任率领全车间职工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纷纷向厂领导进行报喜。
一九九三年春天，刚接近尾声，在夏季还没有来临时，气温就开始显得比常年有点偏高。才进入五月上旬，温度一连数日就高达30摄氏度，而且天气没有一丝要转凉的迹象。
五月下旬，卢爽晰厂长因为在工作中的出色成绩和表现，被上级任命为金堆城钼业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姜国增，以及冶炼厂其他三位副厂长，也因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相继“解甲归田”了。
这时，金堆城钼业公司组织部就从冶炼厂现任的副厂长中选聘了一位，来接替卢爽晰厂长的位子，出任冶炼厂新的一任厂长。与此同时，经过民主测评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又从冶炼厂动力车间主任级干部中提拔了一位，来担当冶炼厂党委书记；从冶炼厂其他机关科室和生产车间新提拔了三位副厂长，以补缺上届厂班子成员空缺。 新提拔与任命的冶炼厂五位领导，加上上届的两位副处级干部，总计七人，组成了冶炼厂新的一届领导班子。
他们分别是冶炼厂厂长于百福、党委书记吴之勇、生产副厂长匡新利、经营副厂长李连才、设备副厂长焦祥、工会主席张思政，这也是我进入组织部门后接触到的冶炼厂第二届党政领导。
在我和第一任组织科长王威成共事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先后经历了两届厂领导班子，并与16位处级领导有过或多或少的工作接触。
1992年，卢爽晰厂长曾委派我到西安为冶炼厂联系定做一批设备标识牌，价值5000元。
当时，卖方老板说如果我能够按照比市场报价低两成的价格采购他们的商品，他就给我500元的回扣。我对老板说我是一名新党员，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做。你把价格放到你的最低线吧。就这样我用4000元办了5000元的东西。
这件事在提货时，那个老板告诉了冶炼厂设备部的一位员工。这位员工回到冶炼厂后，就将此事告知了党委书记姜国增。他在一次全厂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当场称赞表扬了我。他说“一个新员工能在500元面前不动摇，这是很难得的，说明我们组织没有看错人。我们每一名干部都要筑牢防腐的堤坝，要对得起一名先进分子的称号。”500元在90年代初也是一般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呢。
因为冶炼厂领导班子了更替，冶炼厂职工中有一些人私下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代君子一代臣，这朝不用那朝人。”
于厂长和吴书记执政后，首先对冶炼厂科级干部进行了调整。虽然只是“微调”，但足以让官场内的人看到了一丝“风向”。
上届卢厂长任命的劳资科科长被调离了岗位，去成本核算科当了科长；福利科长被调到劳资科出任科长。于厂长的儿子由成本核算科一名普通科员，调至达美科技有限公司出任副经理，官至副科级。这三个人的工作调动与职位变化并没有如以往惯例经过厂党政联席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而是于厂长直接打电话给组织科王科长下的“指令”，我办理的调动手续。
随后，由我负责为这三名同志填写了《科级干部任免审批表》、《科级干部聘用审批表》，同时又分别为他们每个人写了不同内容的综合考核材料，算是向金堆城钼业公司组织部进行报批备案吧。
冶炼厂新的一届班子成员诞生了，我在组织部门的十年渡劫，开始进入漫长的“艰难”时期。尽管没有遭遇“大难”，但是，却给我重新认识国有企业“官场”，打开了大门，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来记录“官场现形记”。
新一届班子成员上任后，我的第一任组织科长王威成，因为坚持原则，不向权贵“臣服”，最终遭遇被免职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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