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有三种正常人应该做的选择：一是去省国土资源厅下的一个事业单位任所长，二是去读中科院院士的博士后，三是去985名校环境系任副教授。这三种选择无论从当时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工作的稳定性和前途、社会地位以及大家对“博士”的刻板印象，都是可以接受和理所当然的。然而，从六岁到二十六岁一直呆在“象牙塔”内，已对“读书”产生了厌烦，渴望体验另一种生活。在读研究生跟着导师做横向课题时感受到官场尔虞我诈、官员的虚伪透顶，已不想让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去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发展也被那时年轻气盛的我果断否决了。因为对身边一些教授和博士抄袭论文，剥夺学生论文，拿论文甚至学位与某些官员进行交易的行为深恶痛绝，刚直而清高的我当然不屑与他们同流合污，高校也不再作为选项。尽管那时我已发表了很多论文，学术能力也不错，周围老师和师兄弟一致认为我会在高校轻松立足，并创造最年轻副教授、教授和博导记录。只是，看多了教授、博士的丑陋嘴脸后，对这个称号不再像之前那样认为神圣而值得崇拜，反倒是嗤之以鼻，满脸不屑！
就这样，一个号称当时全国第三的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非著名的民营企业工作。因为我的一贯的自负、固执和清高，老师和同学好像没有谁劝过我，家人和亲戚都是农村未出过远门的，对于高高在上的我除了仰视和羡慕外，也不会置喙。这样，在导师的朋友推荐下，我刚毕业论文答辩完就匆匆去了沿海的这座被当时全国人民奉之为打工天堂的开放城市。在赶飞机前，我特意去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之一的系里资深教授家里，汇报根据他的意见论文修改情况，恳请他再指导，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论文通过，拿到学位。心里对他在答辩时所提意见大多不认同。这位老先生因为和导师一直是学术和行政上的竞争对手，加上性格不同，导师为人圆滑，八面玲珑，老先生严肃严谨，俩人一直互相看不惯，尤其当导师当上系主任，所主导的学科发展方向与他相异后，两人矛盾更是公开化，成了系里人人都知道的“死对头”。这次我的论文答辩，老先生可逮到出气的机会了，从我的答辩词中逐字批判，说我不清楚学科发展现状，妄言学科发展趋势，甚至直接人身攻击我狂妄自大，学风不正。本来踌躇满志的我真如遭遇当头棒喝，一下懵了。好在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有名院士，他曾是我副导师的博士生导师，与我导师关系也不错，最后他们经过艰难讨论和妥协，由主席宣布了答辩意见：基本通过答辩，需要进一步修改并得到老先生签字认可后算通过并申请博士学位。这次来找他，也是按照副导师出的主意，沟通沟通感情，顺便带了当时最好的两条香烟送给他。估计是副导师和其他人也做了他工作，这次在他家里，他语气平缓了许多，颇像一位长者，循循善诱，敦敦教诲，教我做人不要狂妄，学术上要严谨。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一些话还是很有见地和正确的。只是我当时功利心太强，也认定他是故意整我，因而并未听进去多少。还有我一直对导师邀请“对头”来参加论文答辩心存不满，甚至私下里暗想是否导师和副导师不想让我提前毕业，想让我继续留下给他们免费打工而故意假借他人达到目的。可后面毕竟我还是顺利拿到学位，这种想法也就不攻自破。多年后我爬到公司高层位置，才明白当年导师这样安排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他在系主任的位置必须平衡各派力量并不能授人以柄，否则他的位置坐不安稳。当然也可能有给我一些挫折，帮助我成长的意思。这次的教训确实狠狠打压了一下我的心高气傲，让我体会了一把从狂妄到绝望，再到劫后余生的坐过山车感觉。之后二十年多次经历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绝处逢生，使我总是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老先生家假装认真听取教诲耽误了时间，差点没赶上飞机，最后在机场拖着行李箱一路狂奔，总算在起飞前31分钟出现在值机柜台前，办好了手续。
69書吧
飞机准时降落机场，只是当手机打开后，并未收到接车司机发来的短信，我一直忍着没有主动打给他，一直到出了机场，还是没有短信和电话。无法再等了，我不得不打通司机电话，好一会对方才接通。“小丁，你在哪？”我很着急又略带不满地问道。“还有大概五分钟能到机场，你到机场出口对面的马路上等我。”对方毫无尴尬和歉意，也不像下属在对上司讲话。心里虽然不快，可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在公司又是新人，毫无根基，只好忍了。关于这个司机的故事后续再提。
如遇章节错误，请点击报错(无需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