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公元前 259 年——公元前 210 年），乃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实现大一统的秦朝的开国皇帝。他姓赢，赵氏，名政，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其民族为汉族（原称华夏族），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公元前 247 年，年仅 13 岁的秦王政即位，但因年幼，朝政便由太后、相邦吕不韦和嫪毐掌管。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九年），时年 22 岁的秦始皇，于故都雍城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国君成人加冕仪式。此后，他开始亲自处理朝政，铲除了吕不韦、嫪毐等奸佞之徒，重用李斯、尉缭等贤臣。自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他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定都咸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秦始皇认为自已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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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一、秦始皇的功绩
（一）秦始皇知人善任、知错能改
战国末期，天下一统之势渐显，秦国实力最为强大，已具备统一六国的条件。秦王嬴政即位之初，国政被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毐所把持。公元前 238 年，嬴政亲政，平定嫪毐之乱，罢免吕不韦相国之职，将其流放蜀地；同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和策略。自公元前 230 年至 221 年，秦国先后灭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此等伟业，绝非历任皇帝都能轻易达成。秦始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关键在于他知人善任、知错能改。与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多次亲自率军征战的君主相比，秦始皇几乎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
然而，秦始皇却取得了比先辈们更为卓越的功绩。这除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外，主要得益于他知人善任和知错能改。在统一中国的前夕，秦国汇聚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一流军事家和政治家。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等，他们虽大都并非秦国人，却都在全心全意地为秦国效力。所有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皆由他们制定并实施。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虚心听取他们的劝谏，有错就勇于改正。例如，在灭楚时，他起初误用李信，遭遇失败后，立刻改正，亲自请王翦出征，并将全国之兵交予王翦，最终取得胜利。这种情况，与赵国国君不信任李牧、齐国国君听信谗言导致亡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更能凸显出秦始皇作为君主，知人善任、知错能改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横空出世
秦始皇的另一卓越之处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绵延至清朝末期。他为了炫耀自已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树立至高无上的威严，开创了“皇帝”这一称号，自称始皇帝，并宣布子孙将承袭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紧接着，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掌控下，建立了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体系。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石，汲取六国法律的部分条文，制定并颁布了统一的法律。所有的律令都需定期与御史核对，绝不容许出现错乱和篡改。为了促进全国水陆交通的发展，他推行“车同轨”，修建了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弛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他修筑了“石门道”，开凿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三）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在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可谓是卓越非凡，他推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犹如定海神针一般，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局势。在经济上，他大力倡导重农抑商政策，宛如一位勤劳的园丁，精心扶植着封建土地私有制这颗幼苗，使其茁壮成长。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他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这一举措犹如春雨滋润大地，使得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们，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如同钢铁般坚固，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同时，他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止了战国时代各国混乱的货币，统一了全国币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石，制定了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并巧妙地运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的专制主义统治打造了神学基石。他宣称“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于是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崇尚黑色，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因此他以此为依据，加重了严刑酷法的实施，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让人不寒而栗。
秦始皇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其退往阴山以北，为防其进一步侵扰，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三十六郡增至四十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将原有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仅迁至咸阳者即达十二万户，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十二个金人，陈列在宫殿之前。
二、秦始皇的过失
（一）大肆兴修宫殿和陵墓
秦始皇尚未统一六国时，已有诸多宫殿，而在统一六国期间，更是大规模地兴建土木工程。每消灭一个国家，便要在咸阳附近仿照该国的宫殿进行建造。整个关中地区，从渭河以北，雍门以东，一直到泾河一带，尽是宫殿群。统一之后，开始在渭河南岸修建闻名后世的阿房宫，每年动用民工七十多万人。虽然有人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罪之徒，但七十万这个数字与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 2000 万相比，比例惊人。朝宫可容纳十万人，运送酒菜需用车和马，仅前殿面积就达东西长 693 米，南北宽 116 米，台基高达 11.65 米，可容纳上万人。骊山墓自秦王登基起开始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动用七十万人。现存的墓周长 2000 米，高达 55 米。内部装饰极为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布满机关。最后，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建成后全部被活埋。
（二）残酷的刑罚令人胆寒
秦皇始的刑法异常残酷，秦国统一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他曾言：“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弄，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此外，他还警告说：“用赏过失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这意味着无论赏罚，都应有合理限度，一旦超出，赏罚便会失效。可惜的是，在韩非构建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过于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其道义基础和合理限度都被抛诸脑后。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坚持“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
而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统一六国后，四海之内的臣民皆已臣服于他，惶恐地期盼着这位“兴义兵，诛残贼”的皇帝能在战乱后赐予他们福祉、和平与光明。然而，秦始皇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唯有自已有资格从黑暗中走出，享受光明的洗礼，而那些芸芸众生为了给他打造一个万世永恒的帝国，必须留在黑暗、恐怖和毁灭之中。
出自这种专横的设想，他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就立刻建立起“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而不赦”的霸权主义。历史记载，秦始皇对“黑色”情有独钟，他认为黑色是一种吉祥的的颜色。因为他的生活始终在与黑暗和恐怖相伴，黑暗扼杀了他的童年，夺走了他的欢乐。所以他也要让的臣民生活在黑暗之中。以至于他要用如此名目繁多、阴森恐怖的刑罚，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制造一种他所需要的“黑色恐怖”气氛，才能使那些笼罩在“黑色恐怖”阴霾下的人们达到李斯所说的“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的火候，从而使帝国的臣民成为任之驱使的人形畜生。
秦始皇更加迷信“暴力万能论”，坚信在“刑罚主义”的大旗下，他的任何想法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于是乎，他竟然将战场上对付敌人的手段用在了自已统治下的民众身上。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蓄意营造恐怖氛围，将民众视为草芥，把法律当作可以随心所欲滥用的皮鞭和屠刀。为了满足那永无止境、荒诞不经的丑恶私欲，法律在他手中不仅无法制止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反而成为了制造“犯罪”的工具，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帝国建立后，他接二连三地颁布了“妄言法”、“焚书令”、“挟书令”、“诽谤法”等禁锢思想的苛法。此外，他还对现有的刑法进行了加重惩罚力度的处理。例如，秦统一前的《徭律》规定：“失期三日到五日，赀一点；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然而，到了秦始皇手中，竟然改为“失期，法皆斩”。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三)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最大过失在于“焚书坑儒”和寻求长生不老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乘机捧场称赞秦始皇：“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人人自安乐，元战争之患，传之间万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博士齐人淳于越当即加以驳斥：“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历史上把这次廷争称为周、淳之争。
秦始皇将淳于越的建议交群臣议论。时任丞相的李斯蓄意扩大事态，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所有的“诸生”及私学。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言论，称述“五帝不相变，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责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权威，臣下结成反对的派别。于是李斯建议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私学，焚《诗》、《书》，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于是在秦代首都咸阳纵起了焚书的烈火，接着这样的烈火在全国各郡或先或后被点燃了，而且在一个月内没有熄灭过。在这遍及全国的大火中，秦以前的中国古典文献，除自然科学(医药、种树)及神学(卜筮文献) 以外，几乎全都变成了黑炭。焚书事件发生后，对政府不信任与离心者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
公元前212年，有两个替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由于明知仙药是根本没有的，他们无非是借此骗取富贵，时间长了骗局终归要暴露，按照秦朝所献秦始皇验方不灵就要被处死的规定，两位方士恐怕逃不脱一死。于是他们散布了秦始皇一系列专制独裁的过失，借口不能给这样的人求仙药而溜之大吉。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恼怒，因为他为求仙药给了这些方士巨万资财，不但没有人为他寻到仙药，而且还说他的坏话，又加上首都咸阳的儒生也有人散布妖言迷惑民众，于是秦始皇派人普遍严加审问，儒生们相互告发，牵连到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这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全被抓去活埋。历史上把这一事件与焚书事件连起来统称为“焚书坑儒”事件。
三、对秦始皇的评价
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始皇暴虐，至子而亡”；“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我们要用事实的眼光看待事物，全面，深刻的评价人物的好与坏。
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我们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偏于一面，应当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而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但不得不承认这位“暴君”确实是雄才伟略，气派不凡，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如灭六国，一统天下，纵观历史，这位皇帝，留给后人的，留给历史的，论意义，断价值，是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在今天，长城几乎成了中国的代名词，成了强盛的象征，多少国人为之自豪。还有兵马俑，被称为“第八奇迹”，举世震惊。
秦始皇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我们评判一个人不能只从单一的方面去看待，而应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秦始皇为构建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封建帝国夯实了基础，结束了长久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大业，彰显了自身的实力与形象，为后世在民族统一、抵御外敌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示范和借鉴价值。诚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秦始皇作为首位封建国家的君主，必然存在诸多缺陷和遗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尽管秦始皇有一些过失，但我们无法否认他的伟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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