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公元618年三月，隋朝末年各方势力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胸怀大志、觊觎天下的唐王李渊，在其逐鹿中原的大战略布局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命。
李渊任命留守在太原的小儿子李元吉为镇北将军，赋予其掌管太原十五郡军事的重任，让其负责防守北方边境。
李元吉出生于603年，是唐高祖李渊与太穆皇后窦氏的第四子，此时十五岁。
李渊做出这一任命主要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从家族层面而言，李元吉虽年少，但也是李家血脉，在李渊心中家族势力的稳固与传承至关重要。太原乃是李渊起兵的重要根基之地，让李元吉坐镇此地，可以确保家族后方的安全，防止内部出现变数。
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太原地理位置特殊，它北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当时，突厥时常南下侵扰边境，对新兴的李唐势力（李渊已起兵反隋，李唐政权雏形初现）构成潜在威胁。李元吉年纪虽小，但当时是可是封建社会，他的背后可是有个强大的爹。此时的封任，同时打响了李元吉在太原地区的名号。李元吉负责太原十五郡军事，能够有效地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保障李渊军队后方的稳定，从而使得李渊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率领主力部队在中原地区与其他割据势力或者隋朝残余力量作战。
这一任命还有着另一层深远意义。对于李唐政权内部来说，它强化了家族成员在政权中的地位与职责，增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李元吉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有助于提升他在家族中的威望，同时也激励其他家族成员为李唐的建立和发展效力。
从军事布局来讲，太原十五郡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李元吉作为镇北将军能够合理调配当地的军事资源，组织士兵进行有效的防御作战。这不仅可以保护当地的百姓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掠夺，而且能够为李唐政权储备人力、物力资源。
对当时的时局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北方边境地区，李元吉的上任使得原本可能存在的军事防御空缺得到了填补。突厥等势力得知太原有李元吉这样一位将领负责军事后，在短期内不敢轻易南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边境的紧张局势。而在中原地区，李渊的军队得知太原后方稳固，军心更加稳定，在与其他势力作战时更具信心。这一任命也向天下昭示了李唐政权的组织性和稳定性，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势力来投靠李渊，增强了李唐政权在众多割据势力中的竞争力。
太原十五郡指的是并州下辖的十五个地方，这些地区是唐朝初期的重要军事和政治基地。唐朝初期的并州，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中部和西部地区，包括了太原、晋中、忻州、吕梁等地，共同构成了并州的行政体系。
太原作为并州的治所，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唐朝建立初期，太原是唐朝控制北方地区的重要基地，对于维护唐朝的统治和扩大疆土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州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唐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之一。李渊在建立唐朝后，曾长期以太原为基地，经营北方，为唐朝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原十五郡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行政区划，为唐朝统治的稳固和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和政治基础。
此时唐王李渊派遣李元吉镇守太原，负责这十五个郡的军事防御，确保唐朝北方边疆的安全，不仅是军事上的坚强堡垒，也是唐朝统治稳固的基石。
三月，本该是春暖花开，一派祥和的季节，但连年的战乱，使得中国大地民不聊生。
大多城池满是破败的景象，许多房屋的墙壁上满是战火焚烧的痕迹。大街小巷弥漫着腐臭的气息，那是尸体无人掩埋而开始腐烂散发出来的味道。街边的乞丐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他们蜷缩在墙角或者残垣断壁之下，眼神空洞地望着过往的人群。寥寥几个摊贩还在勉强维持生计。卖粮食的商贩面前放着为数不多的粟米，价格却高得惊人，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偶尔有几个百姓路过，也只是无奈地摇头叹息，然后匆匆离开。
城外，农田大多处于荒废状态。由于战乱，农民们或死或逃，没有了劳动力，土地只能荒着。原本肥沃的田野里长满了杂草，一些野兔和野鸡在里面肆意穿梭。大批的百姓拖家带口踏上逃亡之路。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有的甚至只穿着单衣和草鞋。道路上到处是逃亡的人群，人们面黄肌瘦，眼神中充满了疲惫和绝望。这些百姓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有的朝着有军队保护的地方走去，希望能得到一片安身之所；有的则盲目地朝着南方或者其他方向奔逃。
一些小股匪盗团伙，仍然在中原大地横行霸道。他们冲进村庄和城镇，抢夺百姓的财物，一些反抗的百姓被残忍地杀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黑暗和恐慌之中。
而身处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杨广，得知李渊占领了长安又立孙子杨侑为帝，还改了年号，并强制自己退居二线成为了太上皇。他对此好似并不在意，毕竟皇权还是在老杨家。所以，他并没有积极的想办法收复失地，夺回皇位，而是继续沉沦于世，其荒淫程度丝毫不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他还命人重新修缮那本就宏伟壮丽的江都宫（又称隋宫），建成了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枫林宫、大雷宫、小雷宫、春草宫、九华宫、光汾宫等，这些宫殿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宫殿群，营建有一百多间精美的房舍。每一间房舍皆被打造成一个奢华的小天地，里面摆满了来自天下的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等丰盛的贡品。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每一间房中都住着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炀帝定下规矩，每日让其中一位美人作为主人来侍奉自己。
江都郡丞赵元楷，是个善于阿谀奉承、极力迎合皇权的官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刻，他负责为这些酒池肉林般的宴席提供源源不断的酒食。于是，每逢酒宴，隋炀帝杨广便与萧后以及那些备受宠爱的姬妾们，便开始了轮流宴饮、交杯换盏、纸醉金迷之旅。杨广饮酒就如同喝水一般，酒杯几乎从不离手。他的那些姬妾们，足有一千多人，也常常陪着炀帝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直至醉倒一片。
面对天下已经陷入了大乱的深渊，各地纷纷爆发起义，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隋炀帝虽然身处江都，却也并非对这动荡的局势毫无察觉。他的内心实际上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每当退朝之后，他就卸去龙袍，头戴幅巾（幅巾，是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是一种表示儒雅的装束），身穿朴素的短衣，手持拐杖，在宫苑中散步游览。
他会遍历每一座皇台宫馆，从清晨开始，一直到夜幕深沉才肯停止。他的脚步匆匆，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急切，仿佛要把这宫苑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进脑海里，唯恐遗漏了任何一处景致。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与这江都宫的繁华息息相关，一旦失去，便再无可能享受这般的荣华富贵。
杨广自身本就精通占候卜相之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担忧。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喜好，那便是说吴语。在静谧的夜晚，他常常命人摆酒设宴，然后独自一人或者与萧皇后一起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此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对萧后说道：“你看看这天下，外面有不少人都在暗中盘算着要取我的性命呢。可是，萧后啊，你就如同当年的沈后一样，我杨广就算是失去了这皇位，也依然是长城公，你也不会失去沈后那样的尊荣，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些烦恼，一起尽情地饮酒作乐吧！”
说完，便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直至大醉方休。
还有一次，炀帝在饮酒作乐的间隙，突然拿起一面铜镜，对着自己细细端详起来。他看着镜中自己那还算是俊朗的面容，尤其是那修长的脖颈，不禁回过头来对着萧后说道：“你看我这脖颈多好啊，如此完美，不知道日后谁会来将它砍掉呢？”
萧后听闻此言，心中大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惊讶地问道：“陛下为何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
隋炀帝杨广却只是淡然一笑，说道：“萧后啊，你要知道，这世间的贵贱苦乐就如同四季更替一般，不断地变换交替。今日我贵为天子，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可谁能保证明日不会成为阶下囚呢？既然如此，那这脖颈有朝一日被人砍掉，又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这一番话看似洒脱，实则透露出炀帝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与恐惧，以及他那身处乱世却又无力回天的悲哀。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隋炀帝在江都的荒淫生活和当时天下大乱的局势。如描述炀帝的好大喜功，频繁发动战争、营建工程，导致民怨沸腾，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同时也记载了他在江都时的一些行为细节，这些细节都反映出他的荒淫无道以及对局势的逐渐失控。
《隋书》也有类似记载，对于炀帝在江都宫中的奢靡生活场景有所描述，包括他对身边女色的沉溺，以及在面对天下危局时的那种矛盾心理，如他既知危险临近却又无力改变，只能以一种看似豁达实则无奈的态度来对待。
只不过，隋炀帝此次对自己命运的预测还是挺准的，没多久，他便在这宫中被身边的臣子给勒死了。
此刻，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民起义和内部叛乱，杨广选择了逃避和沉迷于享乐。他继续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心中已无朝政，得过且过。
另外，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基本粮尽，人人都欲北逃中原。
然而，想到北方中原大地处处陷入混乱的景象，烽火连天，生灵涂炭，各地义军纷纷崛起，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的隋炀帝杨广，心中早已无北归之意，江东地区在他的考虑之中逐渐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准备迁都丹阳，意图割据江南，逃避中原的动乱。
隋朝时期的丹阳，其地理位置大致对应于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丹阳位于扬州江都宫（隋宫）的西北方向，两地相距大约82.4公里。当时的丹阳是丹阳郡的治所，也是当地政治和文化中心。
丹阳有着超过2400年的建城史，是春秋时期延陵季子的封疆之地，也是秦始皇眼中的龙脉之所。丹阳在商代末年曾是楚国的都城，是楚国首个都城，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曾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
杨广后期确实荒淫腐败，但他在年轻时也是个不错的军事家，他早年曾在江都地区担任江都镇守使是，他积极收纳江南人士，娶了萧梁王朝的后代为妻，学习吴语和南方文化，稳固隋王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
隋炀帝在江都宫作《泛龙舟》一诗写道：“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诗中的扬州已经不是南京，而是今天扬州了。
所以他对江东之地并不陌生，这里有长江天险横亘，地域相对封闭，在乱世之中或许能够成为一方相对安稳的乐土。
于是，他决定召集群臣到朝廷之中，共同商议这件关乎王朝命运的大事。
内史侍郎虞世基，向来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并且深知江东之地的一些优势。江东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较为富庶，人口虽不及北方稠密，但也具有一定的底蕴。而且，江东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较为稳固的士族势力。在他看来，皇帝定都江东是可行之举。一旦定都江东，一方面可以凭借长江的防御工事抵御北方可能的入侵；另一方面，可以在江东地区进一步征调人力、物力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所以，当他听到杨广的的想法后，立刻站出来表示赞同，言辞恳切地说：“陛下圣明，江东之地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都城之选。那里的经济能够为朝廷提供足够的支撑，而且此地百姓们对陛下仰慕已久，陛下若能前往，必然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然而，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北方长大，也是一位成熟的军事家，他注重的是长安的重要军事以及中原地区的战略意义。长安，作为隋王朝长期以来精心营造的都城，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根基。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并且有着一套完备的政治管理体系。而且，中原地区虽然目前陷入混乱，但如果能够重新整顿，凭借着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仍然有着强大的复苏潜力。
李才认为，隋炀帝如果放弃北归长安，而选择江东，这是一种避战而退的表现，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于是，他极力陈述不可定都江东，而是请求皇帝车驾回到长安。在朝廷之上，他言辞激昂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声音在大殿之中回荡。
虞世基听闻，觉得李才的观点是在公然反驳自己，有损自己在朝堂上的威望，于是也怒气冲冲地与李才理论起来，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正在两人激烈争论的时候，门下录事李桐客站了起来。
李桐客，冀州衡水（今河北南部）人，隋炀帝时期，李桐客担任门下录事，总掌文簿。隋炀帝欲迁都丹阳，李桐客因直言进谏而差点丢命。后来他归属唐朝，唐初，李桐客参与制定和修改律令，为唐初立法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巴州刺史任上，他实施建州方略，兴利除弊，改革旧制，奖励耕织，鼓励开垦荒地，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被百姓尊称为“慈父”。他的生平事迹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巴州志》等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
李桐客非常了解江东的实际情况，江东虽然有着一些看似优越的条件，但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他恭敬地向皇帝行了一礼，然后缓缓地说：“陛下，江东之地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江东地势低洼潮湿，这样的地理环境容易滋生疾病，不利于百姓的身体素质提升。而且土地险峻狭窄，可耕种的土地相对有限，难以承受过重的人口压力。一旦陛下定都江东，内部要提供满足皇帝、皇室以及众多官僚需求的各种物资和服务，外部还要供应三军将士的给养。如此沉重的负担，百姓必然不堪忍受，长此以往，即使朝廷有意治理，恐怕也会因为百姓的不满而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李桐客的话直击问题关键，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一些心怀私利的御史们听到他这么说，觉得他是在公开诋毁皇帝的计划，是在挑战皇帝的权威。当时，皇帝一心想要定都江东，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李桐客却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这在御史们看来是不利于朝廷团结稳定的行为。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开始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
皇帝听到御史们的弹劾后，心中虽然在一瞬间觉得李桐客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出于自己的私心，也只能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做出打压的姿态。而那些公卿大臣们，他们善于观察皇帝的脸色，看到皇帝对李桐客的态度后，纷纷迎合皇帝的想法。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支持皇帝定都江东，必定会得到皇帝的青睐和赏赐。
于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陛下，您可不要听李桐客的一面之词。江东的百姓多年来一直盼望着陛下的驾临。陛下渡过长江，前往江东，这是如同大禹治水一般伟大的举动。陛下前往江东，是去抚恤百姓、治理国家，这是顺应民心的大事啊。”
皇帝听了公卿们的这番话，心中十分满意。他觉得公卿们的话不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且还能提升他的形象。于是，他不再考虑李桐客的意见，果断地命令营造丹阳宫，准备将都城迁往江东。
一场关乎王朝命运的决策就这样在一片逢迎声中逐渐确定下来，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决策并不能挽救隋王朝走向覆灭的命运，只是为了躲一时是一时罢了。
至于隋朝和杨广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下章再接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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