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李雄在击败罗尚之后，他的威名日益远扬，在蜀地乃至周边地区都声名大噪。李雄深知范长生在蜀地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深受蜀人的敬重与爱戴。于是，李雄心生敬意，想要将范长生迎接过来，尊奉他为蜀地的君长，期望借助范长生的威望来更好地治理蜀地。然而，范长生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修行，坚决不肯接受这一高位。
李雄的部将杨褒等人见状，纷纷推举李雄为成都王。李雄见此情形，便顺应众人的意愿，登上了成都王的宝座。为了使蜀地能够长治久安，李雄效仿前人，制定了约法三章。他简化刑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姓的过错，注重教育和引导，让百姓在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中生活。同时，他心怀仁爱，关心百姓的疾苦，致力于改善民生，减轻百姓的负担，积极推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在李雄的努力下，蜀地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人们听闻李雄的善政，纷纷望风而降，归附于他的统治之下。成都城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富足，国家日益富强，军队也变得兵强马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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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正式即位后，将国号定为建兴元年，同时册封世子李期为太子，以确立国家的继承人。他还对皇室宗亲进行了册封，任命叔父李让为太傅，兄长李始为太保，李离为太尉，李国为太宰，又任命杨褒为大将军。李国和李离二人足智多谋，他们在谋划事情时，总是深思熟虑，并且一定会先向李雄请教，得到许可后才会行动。在侍奉李雄时，他们更是毕恭毕敬，十分谨慎。就这样，蜀地的各个领域都被李雄牢牢掌控，整个蜀地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十一月，张方按照河间王司马颙的迁都之计，早早来到了洛阳。他的军队在洛阳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长期的剽掠行为，使得洛阳的百姓几乎被搜刮殆尽，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同时，军队的粮草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难以维持继续驻扎。张方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于是召集将士们商议，提出了劫持晋惠帝车驾，将都城迁往长安的计划。将士们权衡利弊后，觉得这是目前的无奈之举，便纷纷表示赞同。
商议妥当后，张方便带领军队进入皇宫，向晋惠帝上奏说：“陛下，洛阳这座城池荒废已久，破损严重，实在难以修复。而且，从外地转运粮食到洛阳也极为困难，难以保障陛下和朝廷的需求。臣仔细考量，长安地区的城郭坚固，宫室完好，钱粮储备充足，民物丰富，完全能够满足陛下的居住和朝廷的运转。臣已经安排妥当，还请陛下登上辇车，迁往长安。”晋惠帝和朝中的大臣们都畏惧张方的权势，虽然心中不满，但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当天，迁都的行动便开始了。张方精心安排，分拨军马，将百官都带上，准备一同前往长安。然而，晋惠帝心中眷恋洛阳，并不愿意离开，他试图反抗，但张方却毫不留情，命令诸军将乘车驶入宫内，强行逼迫晋惠帝上车。晋惠帝无奈之下，只能垂泪顺从，他对张方说：“卿啊，你应该准备好车辆，将宫中的宫女和宝物一同带走。”张方听后，便放任士兵们在后宫掳掠宫女，许多宫女被士兵们抢去作为妻子，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士兵们还在府库中肆意抢夺，为了争抢财物，甚至将苏武当年留下的营帐割开来当作马栈使用。魏晋时期积累的珍宝，在这场浩劫中被洗劫一空，荡然无存。
张方挟持着晋惠帝以及皇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等人，一路向长安进发。当车驾行至新安时，天空突然降下了大雪，气温骤降，寒冷刺骨。晋惠帝在车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一不小心，竟然从车上坠落下来，摔伤了右脚。众军见状，急忙上前将他扶起，重新扶上辇车。这一幕让人心生悲戚，众人都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和无奈。
经过艰难的行程，车驾终于来到了霸上。由于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宫殿，便以征西府作为临时的行宫，让众人暂时歇息。第二天，晋惠帝等人进入长安，河间王司马颙率领着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他们将晋惠帝等人接入城中，把公府当作朝堂，举行了隆重的朝贺仪式。晋惠帝为了安抚河间王司马颙和张方，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录尚书事，张方为司隶。从这以后，朝廷的大权几乎全部落入了张方的手中，他开始独断专行，自行决定各种事务。
为了维持洛阳的局面，张方只留下仆射荀潘及司隶刘瞰等人在洛阳，设立了留台，让他们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同时，恢复了永安年号，重新立羊氏为皇后，形成了所谓的“东西台”局面。至此，朝廷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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