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我们是一年后结婚的。两个月后，她就生下了我们第一个共同的孩子，再一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年轻就是好，我得意着，我得意了好几年。直到那几年过去。
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女性的。也就是说，我有了三个孩子了，三个都是女儿。看来我曾经迷恋的象征主义圈住了我的生命，我一生有过三个女人，还有过三个女儿。哈哈，我哈哈。
从工作，或者说从过日子的角度说，出狱后我先是开了一家旧书店，后来，我三十九岁时，跟灵凤联合办了《华侨日报文艺周刊》。
然后日本投降了，香港又回到了英国人的手里。
本以为，日本人走了，好日子要回来了。没想到我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苦难，或者至少是新一轮的风暴。
二十一名作家以留港粤文艺作家名义致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检举戴望舒的所谓“附敌”行为，这封信同时发表在两个报纸上，还都占据了头条。
我真有点慌了。我已经在想着我接下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去内地什么地方隐居，还是去法国找那亲吻麻点的女教师。我给茅盾写信，茅盾是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茅盾也为我辩解了。可惜他的辩解没什么力道，因为他了解的是进步学生时代的我，他只能说从那时可以看到此时，他相信我的人品。
正在戴望舒投敌论铺天盖地的时候，没想到夏衍竟然写文章为我辩护。夏文一出，那些谴责全部收工。我跟夏衍没有多少交集，没想到他会为我说话，此其一；没想到他说的话那么管用，此其二。当时夏衍是抗日文艺阵营的领导人之一，这我是知道的。我也听说他可能跟共产党有关。但这一点在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后才“昭然若揭”。夏衍直接就出任了中共上海市委首任宣传部长。当然这是后话。
这二十一名作家不是信口开河，他们还是有根有据的。他们说，戴望舒出席了胡兰成主导的上海天蟾舞会，并跟胡握了手。还说，有人看见戴在胡的面前点了几次头，一定是胡给戴布置着任务，戴是带着汪伪的任务回香港的。
69書吧
天！他们只看到我点头，我的摇头他们却没有见到。而且，在那个场合，我如果拒绝跟胡握手，我还走得出那道门吗？
他们说，别人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再也出不来，可是姓戴的为什么只关了一个月（其实是两个月，这不重要了）就出来了呢？我想说，是因为灵凤的奔波，可是他们会说，他奔波找了谁，是胡兰成还是汪精卫？我还怎么说得下去？
他们甚至说，女作家萧红是我出卖的，萧红被日本人抓去后，死在监狱里。
这象话吗？说话有良心吗？萧红在香港我是知道的，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还是她跟端木蕻良一起到林泉居我家中来那次。然后我根本都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好在这个胡说八道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有人指出，萧红在一月已经病亡。戴望舒是二月被关进日本人监狱里去的。如果他出卖了萧红，就不会被关进去。
这番胡说八道让我想起了萧红。我走了很远的路，去拜祭她。她葬在浅水湾，风景是很好的。可是她的一生也真的是惨，她先后被四个男人抛弃，最后一个是端木蕻良，倒数第二个是萧军。她一生两次十月怀胎，她的孩子却不是胎死腹中就是生出后没多久就殆了。她拼着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在香港完成了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一个可怜可叹而又可圈可点可赞可颂的女性！我读过她的一些小说，我认为她应该被排入民国才女的前列，也许仅次于张爱玲，高于丁玲和冰心等若干作家。我知道，她的一篇散文还被编入了小虾米兄弟们读的课本里。尤其是，她坚持把小说当成诗和散文来写，或者说用诗的语言来写小说，她的小说文字因此而十分的漂亮。这其实非常难能可贵。尤其在小说动辄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后世，光有情节的小说几乎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就象老四二灯说的，那还不如直接写剧本。我知道，三弟顾城也是用诗的语言和思维来写他的小说《英儿》的。但这样的作家还是太少了。
我看着她的墓，站在她的墓前看着碧绿的大海，当时便在心里咏出了一首短诗，回家后写了下来。这首诗就叫《萧红墓畔口占》，口占的意思你懂的，就是不是直接写下来，而是先咏出来的。这首诗只有四个句子，四个句子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就是一首小诗。不曾想居然被许多人看好。一位著名评论家说：《口占》一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透过大风海涛式的隐喻和凝重而流动的音响，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
嗬，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瞧瞧，又是个一家之言。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管怎么说，这是有感而发的，有感而发是好诗的必要开端。我的感真的深得很，那是一个受尽酷刑死里逃生者的感，是一个受尽冤枉几乎要逃亡隐居者的感。
由此冤枉，我忽然想到了我当年的兄弟，所谓的大汉奸穆时英。
几十年后（可惜是几十年后），香港《掌故》月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这位嵇先生说，穆时英是中统打入汪伪政权的特工，而他嵇先生正是上海中统的负责人，穆的上司。他说，由于军统和中统互相之间保密，没有沟通，穆时英才被军统误杀了。
一时间，人们纷纷似乎醒了过来。有人指出，穆时英当时有日本人给的特种待遇，一辆卡迪拉克防弹车。可是他那天偏偏去坐黄包车，显然他认为他是国军的“自己人”，没事的。偏偏军统不知道他的保密身份，于是他被一枪击毙。还有人说，当时只有《申报》报道了穆时英被刺杀的新闻，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显然是军统事后得知错杀了自己人了。
真正恍然大悟的是我。我当时虽然对他忽然离开香港、离开《星岛日报》，专门到上海去投靠胡兰成，觉得有些奇怪，但他成为汉奸却是事实，我便没有往深处去想。现在想来，他这个行动的突然性和没有逻辑性又是一个证明他不可能投靠汪伪的证据。原来我们私下聊天，他称日本人为日寇，对日寇是深恶痛绝的。只是在他离开香港前，他不再说那些反日的话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伏笔的。
最让我相信乃至坚信时英确实是无辜的，甚至是抗日英雄，是我自己的冤情。我在日本人的监狱吃足了苦头，几乎成为尸体，到头来却被一些人检举为投敌者。我能被冤枉，时英又何尝不会？
可惜了时英，由于这汉奸的名头以及后来的持续疑惑，时英的文名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无人提及。而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绝不可缺席的一员。好在，现在的人开始客观了起来，他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了。
我忽然更觉得对不起丽娟，也更对不起自己了。丽娟坚信她的哥哥不是那种人。丽娟是对的。我却生生地把丽娟骂走了，同时也把我自己骂成了一个孤独的痛苦人。这就叫活该
今天我的叙述就以忏悔终结吧。
虾米小弟，你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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