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X年，我五（小虾米）
好象喜欢上海的人还真多，那不是一般的喜欢，那真的是爱。许多人在上海待下了，就不走了，称自己是新上海人。无论是开出租车滴滴车的，做保姆月嫂保洁的，还是在玻璃大厦里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在树荫下灯晕里开酒吧夜店的，还有男的女的外国人，很多很多外国人，打工的，唱歌的，开酒吧咖啡馆餐厅的，他们也自称是新上海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新上海人。到处都是新上海人，弄得整个上海成了南腔北调国语或者洋泾浜上海咸话的天下，把上海本地话都挤到角落里去了。反倒是一些老外会说出让你眼珠掉出来的标准的上海咸话。
我想起了二姐的一句话。当时，在昆明火车站，检票进站后，在电梯上，二姐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是什么吗？我说是大城市啊，特别大的一个城市。她说：告诉你小弟，上海是世界。这话好有震撼力，比“没治了上海”震撼得多。上海是世界，成了我在上海时经常会想到的一句格言。我发现二姐其实也是诗人呢，在她的骨子里。如果她多读点书，可能也没治了呢。
我早就是上海人了，我真的这样认为。这种自豪曾经是很普通的经历。不光在那些狭窄的弄堂里，而且，而且尤其在上海市中心的西南角，在我闻到大片大片的法国梧桐树味道的地方。我感觉，我知道，这地方也是我熟悉的，跟那些狭窄弄堂一样的熟悉。那优雅的气味，好象会从梧桐树大盖子上落下一种咖啡的味道来。我觉得，我知道，我曾经在那里走过。只不过好象是另一个我，或者另另的一个我。
在老和尚的钟第一次逆转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在窄弄堂里和梧桐树那里的感觉都是怎么回事，对气味和声音和其它许多东西的感觉，包括视觉，不知道那都是从哪里来的。
在我跟着钟的逆转知道了这些感觉的出处后，我甚至都叫得出来所有那些地方的名字，我说的是它们以前的名字，在我是徐志摩或者戴望舒的时候的名字，比如亨利路，霞飞路，四马路，比如四明邨。
还有老和尚。老和尚告诉我，他也是上海人。
老和尚真的说话算话，隔三岔五地给我发来语音。他在一个语音里是这样说的：孩子！你好吗？我继续说我的故事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热血青年，关心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那种。那是我俗世的年代。我对中国从深深的苦难里走出来有着深深的感触，虽然我不喜欢现在许多国人过度的自豪感，那种飘飘然的自我感觉。为什么要当狼呢？当我们的人类不好吗？可是我理解这种自豪感，因为它来得太不容易了。今天，我就给你念念我年轻时写的一首这样的诗吧。你知道孙中山的。是孙先生带领国人，经过许多失败和磨难，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走向了共和。我这首诗就叫《孙中山》：
教堂的钟声响了全世界的音乐一齐熄灭鸟语蝉鸣贝多芬德沃夏克全都熄灭了巴赫的管风琴也窒息了随着教堂的暗光流动浮着一片黑压压的人头的海洋阿Q的辫子李鸿章的帽羚甲五海战的火光小凤仙俏丽的脸都在黑压压的下面浮动而他在海上漂着漂着想要抓住什么可是又沉下去了又浮起来了浮起了一大堆脸一大堆黄黄的牙齿黄黄的皮肤一大堆麻木悲哀凝固的血一大堆傻笑奉承茫然的哭一大堆没有表情没有感情的面具在海上沉在海上浮而他浮起来了在遥远的地平线升起了一面白灿灿的帆和鸟语蝉鸣贝多芬德沃夏克和巴赫和飒飒的树声树下爱情的曼多林和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和血与火和彩色和光辉和没有麻木与没有悲哀
69書吧
这回老和尚居然没有在念完诗就结束他的留言，他还说了下去，说他自己了：
我跟孙中山还做过邻居呢，在上海，当然是他在那里住过几十年之后的事。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子坐落在思南路香山路口。你在上海，应该去那里看看。有人说思南路是上海最美的马路。我举禅杖赞成。
在香山路上，从思南路到复兴公园这段路很短，一共只有两幢房子。孙中山的故居在里面，靠近复兴公园的地方。我家的房子在思南路香山路口。我家在那幢房子的三楼。我爸爸是个诗人，不过名气比顾城的爸爸更要小得多，几乎听不到名字，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所以就不具体说了。
是的，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记得那墙上爬满了青藤，青藤上有壁虎出没，就象我那首《童年》诗里写的。我记得我家的阳台特别大。但后来，我再次到那里，从马路上看过去，那阳台并不太大。可能童年能够放大一切吧，因为童年的人长得很小，就象法国小说里小人国的小人，看着什么都大得很。我记得阳台特别大，还有一个原因。一次，不知我犯了什么事，爸爸把我关到了阳台上去。我哭着，我小时候特别爱哭，我哭着，哭了好久，哭得天都黑下来了。那应该是天正好黑下来的时候，可我的印象里就是被我哭黑了的。这时候，阳台变得更大了，风吹着周围几棵大树，可怕极了。在我幼小的心里。
后来，在我当二灯和尚之前，我到上海，走了进去。两幢房子已经合并成了一幢，中间无缝衔接，全体成了孙中山故居。我走了进去，沿楼梯上行，一位中年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我说我想到三楼去看一眼，一眼就行，他说不行，这里是不开放的。我说，我在这里住过，我就是在这里三楼出生的，他说，在这里住过的人多了，政治局委员都有住过的。政治局委员？来头可真是不小。我爸爸顶多也就是一个无名诗人。我顶多也就是一个未来的和尚。我说的是那时候。
那次，我没能走到楼上去，去验证那个阳台到底有多大，当时已经长大乃至正在往老里长的我站在那里会有什么印象。我童年的印象不多，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童年印象了。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老和尚五音特全抑扬到位的朗诵，听了他的童年故事，我居然哭了。老和尚写的那个故事发生的年代，甚至在近代之前了，或者说是近代的开始。我们中国人把代划得很清楚，但有时候反而模糊。这一百多年，按理说应该分成近代，现代和当代，可是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隔离带在哪里了。而且这些每年都在推移。即使是老和尚童年的时候，也几乎属于近代了。关于孙中山和他那个时代，我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章，中小学历史书里也有说到，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激动过。或许因为我现在在上海了，或许这里比云南的大山距离那时候的历史更近，更或许，因为我的身份正在我不知不觉中丰富起来，我好象生活在那个年代或紧接着的那个年代了。我好象也能切身地感受到老和尚的童年。这好象又是一件奇怪的事。奇怪。对的，还是这个关键词。
从哭的角度说，我也象是换了一个人。以前我几乎是不哭的，从记事起，我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哭过。也许在县城，当我被小鱼拉黑了之后那是第一次，疫情发生后爸爸抱着我奔波时那是第二次。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早就过了三次了。我听了老和尚的语音留言会哭，我想起小鱼会哭。我又提到或者说又想到小鱼了。总不能想都不让我想吧？她在昆明还是在县城呢？她一定在打听我的消息。她一定还是在不停地孜孜不倦地给我写信，寄给我爸爸。小鱼。我的小鱼。这个让我想起来心尖会颤的小鱼。
算了，我还是交棒吧，交语言的接力棒，俗称话筒权，现在叫麦权。这回交给大哥。好吗？钟，转吧。转起来。去大哥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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