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听了玉的故事，我只是笑了笑。我没有说地说了：你这是多虑了。
可是许多多虑的事，后来却也会成为该虑的事，或者成为应该不虑的事。
欧洲、香港、美国转了一圈回来后，我接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邀请，请我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职务是该大学亚语系研究员。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临别前，北京的诗友文友朋友们为我和雷送行，搞了好几场活动，有在餐馆的，有在酒吧或者KTV的，也有在朋友家里的。
那次是在朋友家里。
在晚会即将结束、已经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站起来告别时，在我和雷也打算站起来时，英儿走到了我的面前，她的脸不再是白里透红，而是整个的红着的了。她灵动的眼睛不再灵动，而是盯着我看的。她说：顾城，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在场的有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发出十几个声音，有说着告别宣言的，有举杯碰撞的，也有讲着这个那个故事的。十几个声音全部平息了下来。十几张脸都看着我，看着雷，看着英儿。有没听清的，有刚想往门口走的，分别轻轻地问周围的人，当然是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谁说了什么话了？在得到相关的答复后，这些轻轻的话也没有了。挺大的房间，只剩下了女人和男人的呼吸声。
我没有看那十几个人，我看的是雷。雷没有看那十几个人，她看的是一张报纸。
也就是说：雷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对英儿这番英雄言论，她完全没有反应。或者说，她唯一的反应是看报纸。
之后，我们，我和雷，就启程去新西兰了。我想说：去我们生命的辉煌的终点站。它既是辉煌的，同时却也是终点站。辉煌我当时想到过，终点站之说却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在飞行途中写了一首关于英儿或者英子的诗，叫《缘》。我承认，这首诗写得有点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她在飞机上说她要死了天王红玉斑饭票没了他可以打两是一种小钥匙链子连的鱼报纸都传开了八马门前栏有人要有人说有人有我也更有有人门上英子手上有一个苹果过一边啃一边挥这之后就在餐厅里搬盘子看每周报价高高的好是每周人都看的姻都换上我们认识的年轻姑娘
这是我唯一点着名写到英儿的诗。《英儿》不算，那是小说。
还有一些其实写到英儿的诗，只是没有点名。比如那首在我的诗里算得上出名的《分别的海》：
我没有渔具没带沉重的疑虑和枪我带心去了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我说：你别开窗子别移动灯让它在金法琅的花纹中燃烧我喜欢精致的赞美像海风喜欢你的头发别开窗子让海风彻夜吹抚我说：还有那个海湾那个尖帽子小屋那个你窗子开着，早晨你在黑甏中沉睡手躲在细棉沙里那个中国瓷瓶还将转动
奥克兰是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不喜欢城市。当一名大学研究员有个稳定的生活，可是我不喜欢稳定的生活。其实这么说也不对，不全对，我不喜欢的是有稳定收入的出没在人群里的生活。
69書吧
我们，我和雷，在周末和节假日，游遍了新西兰。雷开车，或者我们坐船，我做梦。我特别喜欢新西兰的第二大岛激流岛，那里离奥克兰很近，我们去了几次。从第二次开始都是我提出到那里去的。雷从来不反驳我。她说：好的。就象她问我要不要学开车，我说不想，她也说好的。我觉得，有雷在就行，就能生活，能生活就行，我负责做梦。当然还有就是把梦里的事情写下来，小鸡小鸭也好，小猪小熊也罢，写下来，我就幸福了。
我们看到山坡上有一个房子挂着出售的牌子，我说：我们打个电话吧。雷说：好的。
房子的主人来了。我们参观了房子。雷说：这房子不能住人啊。她是用英语说的，我不会英语，我也不想学。我说我不想学，雷说好的。雷告诉我，房子的主人说了，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卫生间。我说：没关系。雷说好的。然后雷告诉我，房子的主人说要四万新元，她一刀砍到了三万。我说：太好了。
如果我继续在奥克兰大学工作，还房贷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辞掉了大学的工作。雷问了一句：那我们靠什么过日子，还要还房贷？我说：总有办法的。她说：好的。
我们很快就搬进了激流岛上的这个破房子里。我们自己动手修理这房子。我们住在房子的一角，有一间就行，把这一角以外的房子拆除掉，再搭建起来。然后搬到搭建好的一间里去，再把一开始住的那间拆除掉，重新建起来。我们都是自己动手，每一根木头，每一块砖头，都是我们一起弄起来的。雷很能干，她会开车，会说英语，会在建筑商场按尺寸买材料，会跟有关部门联系，让他们来装水装电装电话装厕所。当然我也会干一些活，比如当搬运工，当木匠，这都曾经是我的本行。整整三个月，我们就生活在灰尘里和烛光里，方便在山上，树木和草丛的中间。
我却觉得很惬意。晚上听着大海沉闷的鼾声，早晨走出门去，看那磷光闪闪伸着懒腰醒来的大海，晚上搂着雷磷光闪闪地波涛汹涌地运动。
还在烛光里的时候，雷第一次说她怀孕了的时候，我坚决要她打掉。她哭着，哭着，哭到最后还是说好的。
在灯光下，有了灯光和水和卫生间之后，雷第二次说她怀孕了。我还是坚决要她打掉，她说打不掉了，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她给我看她的大肚子。那真的已经很大了。我在房间里房间外跳了半天，不是做运动，是发泄我的不满和担心。我说：有了孩子就不要我了。她说：不会的，我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我跳得满头大汗，跳不动了。我坐在床上。我说：那好吧，那么，再抱一下，有了孩子就抱不了你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让我抱了。她说：你轻点，求你了，别压坏了孩子。可是我就是轻不了，后来她也轻不了了，我竟然还有剩余的耳朵去听远处的海涛。我感觉大海正在涨潮，涨得很猛，涨得那些礁石都呻吟起来了。听着好象好惨。还有那沙滩，被一层层地覆盖着，拼命地扭动，把潮水推开，越推那潮却来得越猛。
然后我在她身边躺下。她忽然想了起来，摸着大肚子，还要我听听那里面是否还有声音。我听了。我说：听着象是在退潮。她说：什么？我说：退潮。我看见她在抹眼泪。
可是，孩子还是生下来了。很健康的宝宝，护士说。当然是雷转告我的。是男孩，她还转告我。
一个男孩。又是一个男孩。我想。我管它叫小木耳，又管他叫Sam，他的英文名字是Samuel，简称Sam。我说：我不要他，我不要小木耳，我不要Sam，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男人。她说：他是男孩，婴儿。我就瞪着她。我瞪着她是有含意的。我想说的是：他是男孩，那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的意思。可我也只能瞪到为止了。我们就这样大眼瞪大眼。每次都这样。每次都瞪到她哭起来。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对Sam越来越凶，凶得雷都害怕了。她不得不把Sam送走了，送给了住在对面山上的一家毛利人。我看着她送去的。她是开着车去的。我跟了出去，本来不指望能跟得上的，两条腿怎么可能跟得上汽车呢？可是我看到她的车拐了个弯，就开上了到对面山上去的道路。
几天后，在雷到街上卖春卷的时候，我独自走到对面山上去了。我和雷去过那里，我知道那山上住了三家人，都是毛利人。我是鬼鬼崇崇地走近去的，不断地要考虑地形掩护的问题。我不想被毛利人认出来。倒也是巧，我一眼就看到了小木耳。才几天时间，本来走路还走不稳的Sam居然能跑了，跟两个毛利小女孩追着跑着，他们前面飞着两只海鸟，飞一下，停一下，等他们追上来。象我，我知道，我的眼睛湿了。
后来，我经常到对面山上去，一般都是在雷出去卖春卷的时候。雷的车开远了，我就往山下奔，奔得我的鸡们乱飞乱叫。然后再往山上奔，奔得海鸟纷纷腾起。有两次，我在路上遇到了Sam的养父母的邻居。有一次，被我姐顾乡发现了。顾乡知道小木耳在对面山上的，她谴责过我。她却也心疼我。我说：姐，千万别告诉雷。姐就点了头。我姐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栋山居里。那时她还没有姐夫。她也做春卷，让雷一起带去卖，有时候她跟雷一起去岛上的商业街，一起卖春卷，但不是每天都去。
这几次遭遇后，我就不敢再到对面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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